佛教
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为公元前6~前5世纪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南部提罗拉克特附近)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创立(见彩图)。当时婆罗门教在印度占统治地位,婆罗门教法典将种姓划分为四等: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引起其他种姓不满。佛教作为反婆罗门教的重要思想派别之一应运而生。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认为“苦”的根源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是由于每人自身带来的“惑”、“业”造成的。“惑”指贪、瞋、痴等烦恼,“业”指人们的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佛教指出摆脱轮回痛苦之路,唯有按佛教经、律、论三藏所规定的训练方法,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一种最高的精神解脱的目标,叫作“涅槃”或“解脱”。佛教这种说法包括在“五蕴”、“十二因缘”、“四谛”等基本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反对“婆罗门第一”,在因果报应和修行解脱方面主张“四姓平等”,只要相信佛教,不分种姓贵贱,都能得到精神解脱。这种观点受到婆罗门以外的刹帝利、吠舍种姓的支持而得到传播。随着古印度社会的发展,佛教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公元前6世纪中叶到前4世纪中叶,释迦牟尼创教及其弟子传承其教义,为原始佛教;公元前4世纪中叶起,佛教内部对戒律和某些教义的理解发生了分歧,分裂为许多教团,后称为 8部或20部,为部派佛教;公元 1世纪左右出现了大乘佛教。大乘佛教为了抬高自己,把以前的佛教贬称为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先有“中观学派”,后有“瑜伽行派”;7世纪以后,大乘一部分派别同婆罗门教混合,形成密教。13世纪初,由于政治原因,佛教在印度本土趋于消失,19世纪以后又稍有复兴。即使佛教在印度的极盛时期,它在印度的势力也比不上婆罗门教,只占比较次要的地位。佛教经典最初只有口头传习,后来才有写在贝叶上的经文。从口头传习到书写成文,经历了很长时间,逐渐分成多种宗派。佛教经典繁多,总称为“经”、”律”、“论”三藏。凡以释迦牟尼的名义讲说的记录叫作经;对经义的解释、阐发的,叫作论;规定僧众的生活、学习的规范仪式、制度叫作律。从公元前 3世纪摩揭陀孔雀王朝阿育王开始,中经公元前2世纪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的提倡,佛教向古印度境外传播,发展为世界性宗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形成各具民族特色的教派。从印度向北传播,到中国大部分地区,后又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以大乘教为主,习惯地称为北传佛教。其经典主要为汉文系统,先有大量的汉文译文,后又有汉文大量的著述,还有一部分藏文译注的佛教典籍,流传地区为中国西藏、青海、内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苏联西伯利亚一带,是为北传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传入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以及中国境内傣族地区的小乘为主的佛教,称为南传佛教。其经典属巴利文系统。近代以来,欧美各国也有佛教流传。
印度鹿野苑佛塔和寺院遗址
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像
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被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东汉末到三国时期,佛教经典被大量译为汉文。佛教教义开始与中国传统的伦理和宗教观念相结合,得到传播。安世高译的小乘佛经和支娄迦谶译的大乘佛经在中国均有发展。魏晋将佛教大乘般若学说与中国的魏晋玄学相结合,受到门阀士族的欢迎。到了南北朝,佛教传播到全国各地。南朝以宋文帝、梁武帝为代表的帝王贵族把佛教当作“坐致太平”的思想工具,大力扶持,使它发展。北朝各代帝王贵族资助译经,修建寺院,开凿石窟,各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中间经历了两次毁佛的运动,但为时不久,即得到恢复,又有新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典籍汉译本已相当完备,印度佛教的重要流派以及教义在中国都得到比较系统的介绍。鸠摩罗什是译经的杰出代表。著名僧人道安、慧远、僧肇、道生发展了中国佛教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时期,佛教学派发展成佛教宗派,寺院经济高度发展,译经规模和水平也超过前代,重要代表人物有惠能、法藏、玄奘、道宣、义净等人。中国佛教有天台宗、禅宗、律宗、净土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以及三阶教等宗派,并传到朝鲜、日本和越南。藏传佛教也有了发展,除了传释印度学派以外,还接受了汉地佛教的影响。佛教思想深入民间,影响到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隋唐最高统治集团采取儒、释、道三教并用的方针。宋代以后,一些主要佛教宗派的基本观点为儒教所吸收,其自身日益与儒、道相融合。唐初,西藏地区的松赞干布提倡佛教,打下了藏传佛教的基础。元初,忽必烈封喇嘛八思巴为帝师,逐步确立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近代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和佛教学校(祇洹精舍)。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内容完备的佛经和佛教文化史料。隋代起,有石刻版本的佛经。从北宋开始,历代都有官版或私家印刷的《大藏经》,除汉文版外,尚有藏、蒙、满文版的《大藏经》传世。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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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北京,1981。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1、2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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