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共

    苏联共产党(布)内1925年形成的以Г.E.季诺维也夫、Л.Б.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集团。在同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曾同И.В.斯大林站在同一阵线上。但他们同斯大林之间早就存在一定矛盾。1925年初Л.Д.托洛茨基被解职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强烈主张开除托洛茨基党籍。斯大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党内斗争中不能采用“割除政策”。1925年 4月联共(布)第14次代表会议上，以斯大林、Н.И.布哈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多数派和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代表的新的反对派开始形成，但还没有发展成为公开争论。9 月，季诺维也夫发表《列宁主义》一书，申述自己对列宁主义理论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他批评现行政策对富农过于宽容，认为新经济政策不能通向社会主义，而只能通向国家资本主义。在10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Г.Я.索柯里尼科夫、Н.К.克鲁普斯卡娅联名向党中央发出一封《四人信件》，提出开展党内争论的要求。中央多数派拒绝进行争论。新反对派决定将他们的主张诉诸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审议。由于季诺维也夫长期担任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在列宁格勒拥有相当大的影响，新反对派以列宁格勒为活动基地，对中央的许多重大政策(主要是农村政策)提出批评和抵制。所以新反对派又称“列宁格勒反对派”。列宁格勒党组织的言行，引起莫斯科党组织的强烈不满。双方在各自的《真理报》上发表文章，相互进行指责和攻讦。在此情况下，联共(布)中央决定将原定在列宁格勒召开的党的14次代表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还否决了列宁格勒代表团提出的一名大会主席团委员候选人。大会前夕，斯大林等人代表中央多数派向新反对派发出一封信，要求两地党组织停止论战，撤换《列宁格勒真理报》的一名主编，对最积极的季诺维也夫分子要进行批判，划清界限；作为对等条件，中央同意吸收两名反对派分子分别参加党的书记处和《真理报》编委会。上述妥协条件被新反对派拒绝。

    1925年12月18～31日，联共(布)召开第14次代表大会，斯大林作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他在总结同托洛茨基主义的争论后说，现在又进入“新的争论时期”，为了“不预决事变的进程和不刺激人”，他表示克制，在报告中没有谈及新的争论。列宁格勒代表团不赞成中央的政治报告，推举季诺维也夫向大会作副报告。争论从此开始。季诺维也夫副报告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认为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布哈林反驳季诺维也夫这一论点，认为季诺维也夫的报告把自己置于中央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上，不懂得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就是要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并认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只是重复托洛茨基主义的论调。季诺维也夫作了答辩。大会没有就这一问题继续展开争论和作出结论。1926年 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新反对派的理论错误作了剖析，把“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否在一个国家里获得最终胜利”作为两个问题区分开来，给予不同的回答。

    关于农村政策是争论的另一重要内容。新反对派指责中央多数派有“富农倾向”，要求加强对富农的压力，提高对富农的税收。季诺维也夫和克鲁普斯卡娅尖锐批判布哈林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认为这是纵容富农掠夺贫农的口号。布哈林在大会上再次声明，表示他愿意收回这一口号，斯大林也认为这一口号是错误的，但“只是犯了一个不大的错误”。

    加米涅夫在大会上提出改组党的领导机构，限制和削弱总书记和书记处权力的要求。斯大林驳斥了加米涅夫的这些主张。在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虽可以发言和进行辩论，但发言常常受到一部分代表的起哄、嘲笑和诘问，唯有列宁格勒代表团予以支持。代表大会以 559票对65票通过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的决议。季诺维也夫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由原政治局委员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索柯里尼科夫失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地位。这表明，在联共(布)“十四大”上，新反对派在政治上组织上均告失败。

    “十四大”闭幕后，联共(布)中央派出以В.М.莫洛托夫、С.М.基洛夫、К.E.伏罗希洛夫、М.И.加里宁、А.А.安德烈耶夫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前往列宁格勒，向基层组织和广大党员传达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和路线。绝大多数党员表示拥护中央的路线，谴责新反对派在代表大会上的立场。1926年2月召开的列宁格勒党的代表会议通过决议，谴责新反对派的错误，改组列宁格勒省委会。解除季诺维也夫列宁格勒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北局书记和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季诺维也夫于1927、1932年两次被开除出党，1936年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