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地运动

    15世纪末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新兴资产阶级和新封建贵族使用暴力剥夺农民土地的过程。这种情况在英、德、法、荷、丹等国都曾先后出现过，而以英国的圈地运动最为典型。

    所谓圈地，即用篱笆、栅栏、壕沟把强占的农民份地以及公有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丧失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成为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资本原始积累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中世纪的圈地运动 　中世纪的欧洲，在西起英格兰，东至乌拉尔山，南迄比利牛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北至丹麦和瑞典南部的广大平原上，大体都盛行敞地制。敞地制起源于农村公社的土地形式。每年收割后，庄园主和教堂的条田、农民的份地都按惯例撤除各自设置的篱笆、栅栏等物，敞开作为公共牧场。敞地以外的公有地名为庄园主所有，实属农民共有。田地的分散给农民的耕种和管理带来诸多不便。因此，在12世纪中叶，英国就有人将分散在各片大田的条形地通过交换而合并起来。这种趋势在盛行敞地制的各国都是共同的，只有先后之别。13世纪，英国庄园主根据《默顿法令》，圈占公有地以至份地。在14、15世纪农奴制解体过程中，圈地现象愈演愈烈。

    15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圈地运动 　15世纪末叶、16世纪初叶，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使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英国圈地运动最早从工商业较发达的东南部农村开始。地主贵族最初圈占公有地，后来圈占小佃农的租地和公簿持有农的份地。在宗教改革中，国王把没收的教会领地赐给亲信宠臣，或卖给乡绅、土地投机家、市民、商人和工场主。他们变成新贵族，也大规模地圈占农民土地。根据1630年和1631年的调查报告，莱斯特郡在两年内圈地10万英亩，约占该郡土地 2％。大部圈占地变成牧场。主要的圈占者是乡绅。1485～1550年他们在莱斯特郡圈地的面积占圈地总面积的60％。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T.莫尔在《乌托邦》(1516)中，辛辣地指责这是“羊吃人”。

    圈地运动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1536和1537年，林肯郡和约克郡先后爆发农民起义。1549年又爆发凯德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圈地运动有所收敛。都铎王朝与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考虑到兵源、财政和社会治安诸因素，基本上采取反圈地政策。1489年，亨利七世下令禁止圈占20英亩以上的农庄。1515年亨利八世限令在一年之内将改为牧场的耕地复原，但这些法令均没有实施，形同虚文。为压服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政府一方面颁布“血腥立法”，禁止流浪，用监禁以至死刑强迫农民充当雇佣劳动者；另一方面，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规定各地教区开征济贫税，规定只有在教区居住一定年限并曾从事劳动的失业者，才能领取救济金。目的在于以点滴的救济金来涣散失业贫民的反抗情绪和把他们束缚在一定地区，以便资本家雇佣。

    16世纪末叶和17世纪初叶，英国城市人口日益增多，工场手工业迅速发展，市场对谷物、肉类的需求大大增加。于是，圈地运动又重新加强。1593年议会废除反圈地法令，引起圈地狂潮，大量耕地改为牧场。1597年虽因连续 4年歉收而恢复反圈地法令，但在都铎王朝最后一次议会(1601)中，剥削阶级的舆论已倾向于最后废除反圈地法令。1607年中部各郡反圈地起义又迫使统治阶级继续采取反圈地措施。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剥削阶级已不再反对圈地。从1688年起，大地主掌权的政府逐渐改变政策，公开支持圈地。到18世纪开始的时候，英格兰3/5以上的耕地仍未圈围而处于敞地制下，其余约2/5的耕地虽被圈者数量有限，但旧的共耕制的村庄公社已被摧毁。

    18世纪初期至19世纪中期的圈地运动 　英国资产阶级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城市工业进一步发展，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地主贵族为了生产肉类和商品粮以供应城市的需要，扩大投资，改善土地的生产能力，同时加速进行圈地。资产阶级则大力鼓励圈地。政府通过议会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地主贵族依靠国家机器，强迫农民服从圈地法案。农民无力负担圈地费用，或因失去公有地使用权而无法维持生产和生活，被迫出卖土地。随着1701年条播机的发明，开始了农业生产技术的革命。于是生产关系的革命就在更加广泛的基础上深入开展。18和19世纪，英国议会通过4763件有关圈地的法案，共批准圈占 269万公顷共耕地和公有地。1845年以后，圈地运动已近尾声。1876年公布的禁止非法圈地的法案虽只应用于公有地，但圈地作为一种运动业已结束。

    欧洲大陆的圈地运动主要发生在18、19世纪。德意志、法国、俄国和丹麦的圈地运动主要是通过政府法令实行的。捷克和波兰在1918年以后也出现过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的后果 　在圈地运动中，以农民的血肉和尸骨换来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到19世纪末，约曼虽有 6万多户，但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失。大部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农村阶级结构已由大地主、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组成。K.马克思高度地概括圈地运动的后果是:“自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