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反对派

    В.И.列宁逝世前后，俄国共产党(布)党内争论中形成的反对派集团。1923年秋，苏维埃俄国经济上出现严重困难，保加利亚和德国革命遭到失败，列宁生命垂危，俄共(布)党内意见分歧加剧，形成以И.В.斯大林、Г.E.季诺维也夫和Л.Б.加米涅夫为首的多数派和以Л.Д.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围绕党内民主问题进行了长达4个月之久的争论。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发出一封批评中央工作的信，指责党的机关“官僚化”和“脱离群众”，认为“自党的十二大以来党内形势已经非常险恶”，要求加强党的民主制，防止党的僵化和堕落。在托洛茨基影响下，10月15日，Г.Л.皮达可夫、E.A.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46名党的负责干部联名签署一份上书中央政治局的声明。声明指责中央多数派的政策“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把党人为地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两部分，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托洛茨基的信和46人声明的发出，被认为是托洛茨基反对派形成的标志。10月中下旬，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两次联席全会，会议谴责托洛茨基在党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发动新的党内争论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12月 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强调全体党员都有公开讨论党内生活中重大问题的自由，党的领导机构要倾听群众呼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一决议是包括托洛茨基在内一致通过的，然而双方对决议的理解各不相同。

    12月8日，托洛茨基以个人名义撰写一封题为《新方针》的信，直接发给各地党组织在党的会议上宣读，《真理报》于12月11日全文发表。这封信认为12月 5日的决议是扩大党内民主，反对官僚主义的重大步骤，提出“老近卫军蜕化”、“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等观点，抨击党的机关的官僚化。这封信的发表，表明中央多数谋求同托洛茨基达成妥协以维护中央统一的期望已告破灭。一场公开争论在党的报刊和会议上全面展开。从12月 9日起，季诺维也夫、Н.И.布哈林等一大批领导人出席莫斯科各区党的会议，批判反对派的言论。有的场合发生面对面的辩论。《真理报》开辟争论专页，连续发表代表双方观点的文章。12月15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对托洛茨基进行严厉批评。12月28日起，《真理报》用 5天的大量版面刊载一篇题为《肃清派别活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答托洛茨基同志)》的长文。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表示支持中央多数派的路线。1924年1月16～18日，俄共(布)第13次代表会议作出决议，认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公然背离列宁主义，具有明显的小资产阶级倾向。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第一次发动遭到失败。

    列宁逝世后，1924年秋，托洛茨基将他早期的文章、讲话汇编成书出版，写了一篇题为《十月的教训》的序言。这篇序言又引起一场争论。《十月的教训》主要阐述1917年 2～10月革命高涨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运用中的经验教训，它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是文章指名批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并不指名地批评了党内其他一些领导人。虽然所举事例基本属实，但此刻旧事重提，尤其是列宁去世不久，领袖地位空缺，托洛茨基的言行被看作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表现和怀有领袖野心的明证。文章夸大他在十月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把自己描绘成比列宁更加高明，也为人们所不能接受。10月18日，加米涅夫以《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为题发表演说，历数从1903～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托洛茨基同列宁之间的分歧，指责托洛茨基主义是“孟什维主义的奴仆”。11月19日，斯大林以同样的标题《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发表演说，揭露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实质和手法，向全党提出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也分别著文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这次争论是由《十月的教训》一文引起，然而争论的内容并没有围绕文章所指出的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展开，而是演变成为一场全面清算托洛茨基主义的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各地党组织纷纷集会，通过决议，谴责托洛茨基主义。1925年1月15日，托洛茨基给即将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写信，表示近 8年来他从来没有想从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某个问题，因而也不存在一股特殊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潮。1月17～20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托洛茨基称病没有出席。会议通过关于托洛茨基言论的决议，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并认为他不能继续留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俄共(布)党内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暂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