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

    创始于金朝中期，极盛于金、元之交的道教新宗派。在金、元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后来虽然渐趋衰落，但仍作为道教清修派的主要代表而延续至近代、现代。

    全真道的创始人王喆，字知明，号重阳。他在青年时期曾应刘豫傀儡政权的科考，后充任金朝官吏。在女真贵族的民族歧视政策下，他不得志，出家为道士，并创全真道。追随王喆、为创建和发展全真道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是他的七大弟子：马钰，号丹阳；谭处端，号长真；丘处机，号长春；刘处玄，号长生；王处一，号玉阳；郝大通，号广宁；孙不二，号清静散人。后代全真徒合称之为“七真”。由于崇重道教的北宋灭亡，传统道教的声誉受到损害，所以，王喆以道教改革派的面目出现。他宣扬道、儒、释“三教合一”，力图集三教之优，创立影响力更大的学说。王喆把这一学说的要旨归纳为“全真”二字。他认为“禅僧达性而不明命，儒人谈命而不言性”，他“兼而修之，故号全真”。全真又是“屏去妄幻，独全其真”之意。全真学说强调“性命双修”，摒弃“飞升炼化之术”。与烧铅炼汞的“外丹派”不同，全真派主张修炼“内丹”；同时，反对饮酒茹荤，反对娶妻生子，故被称作“清修派”。全真道士的修炼方式主要是居静室，隔绝世事，澄心静虑，除却人间情欲，以达返本还真、得道成仙的目的。他们要炼成的所谓“金丹”不是物质的丹药，而是一种除尽俗念、能脱出凡躯束缚的精神。达到这一精神境界的关键则在于“除情去欲，忍耻含垢”，“以无心为体，忘言为用，以柔弱为本，以清静为基”。这种以忍辱和柔弱为重要特征的全真教义，其客观作用是使人们向世俗强权屈服，从而巩固金朝政权，麻醉处于逆境中的汉地人民，同时为全真道士自己寻求精神的解脱。金元时期全真道的阶级基础就是苟安于外族统治的汉地地主阶级，全真道的产生主要是适应了这一阶级的政治需要。

    全真道创立后，渐渐受到金朝统治者的注意。金世宗和金宣宗先后召见全真宗师王处一、丘处机、刘处玄等。全真大师们向金朝统治者进讲治国安邦之策和养生之道，为金朝统治者大搞祈天永命的宗教活动，用全真学说安抚处于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之下的汉地人民，还直接协助金朝当局平定了山东杨安儿、耿格起义，获得了金朝统治者的赏识。但由于金朝政府对宗教的严密控制，全真道的势力最初发展较缓慢。到了金朝末年，崛起于北方的蒙古攻入金境，动摇了女真贵族在北方的统治，以丘处机为首的全真道先后拒绝金朝当局和南宋将领的召请，投靠了蒙古贵族。丘处机应召远赴中亚，谒见成吉思汗，为蒙古汗廷攻占和统治河北、山东等地出谋献策；同时，也为成吉思汗进讲养生之道，深得成吉思汗的欢心。成吉思汗下诏保护丘处机及其门人，免除全真道士的差发、赋税，使得全真道获得了特殊的地位。于是，全真道一方面协助蒙古军队平息汉地的抵抗，一方面利用这一有利地位大力发展组织，成了当时北方汉族聚居地区首屈一指的宗教派别。由于全真道势力发展十分迅速，其徒众与佛教各教派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同时也引起了蒙古统治者的疑忌。蒙古统治者在释道之争中偏袒释教，压抑道教，1255年和1258年两次释道辩论，道士失败，蒙哥汗下诏焚毁道藏伪经，勒令全真道向释教交还寺产，并将一些全真道士削发为僧。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又再次下诏焚烧道经，削弱了全真道的势力和影响，使它居于释教之下。

    元灭南宋以后，全真道在江南得到一定的发展，但由于以张留孙、吴全节为首的正一道受到了统治者的宠信，在道教内部，全真道的地位又降至正一道之下。虽然如此，终元之世，全真道上层分子一直是皇家忠实的臣仆。随着元朝的灭亡，全真道的势力也受到了进一步的打击和削弱。

明初对释、道的控制都较严，全真道不振。后来，明成祖朱棣在争夺和巩固皇权的斗争中曾假借“真武大帝”的“神力”来显示“天命”，以武当山为基地的全真宗派于是又显赫一时，但再未出现超越金元之交的盛况。清代崇尚“黄教”，贬抑道教，全真道更加衰微，但作为以清修为特色的道教金丹派的代表，全真道一直绵延不绝，并衍化为以龙门为主的许多小宗派。著名的全真道观如北京的白云观和山西的纯阳万寿宫(即永乐宫，被称作全真道的西祖庭)保留至今。(见彩图)

北京白云观牌坊

    参考书目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科学出版社，北京，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