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中国古代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又称《书》。“尚”的意义是上古，“书”的意义是书写在竹帛上的历史记载，所以“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主要记载商、 周两代统治者的一些讲话记录。有关商代的几篇流传到周代，或受周人语言文字的影响，或由周代宋国史官加工润饰。另四篇所谓虞夏的书，除《甘誓》素材可能传自夏代，历商到周才写定外， 《尧典》、《皋陶谟》、《禹贡》均为春秋战国时代根据部分往古材料再加工所编成。

    《墨子·贵义》说周公每天要读一百篇《书》，可知周初这类历史文献还不少，但到春秋战国时期所存已不多。从当时引用的情况来看，《左传》有五十多处，所引篇名为十八篇；《墨子》达二十二篇，综计当时各家所引，除泛称《书》者外，所见篇名合计逾四十余篇。其中三十余篇为现存《尚书》中所无；而传到汉代的二十八篇中，先秦未见引者也有十四篇。当时还出现《夏书》、《商书》、《周书》等名称，可能已按王朝作了汇编。不过还没有“虞书”一词，《左传》文公十八年出现过一次，顾炎武《日知录》已辨其非。又无“尚书”一词，《墨子·明鬼下》曾出现一次，王念孙《读书杂志》已校订为“尚者”之误。《尚书》书名为汉代今文家所定。

    儒家的课程原有“诗、书、礼、乐”四项，礼、乐为讲堂外经常排练的实习课，讲堂上的课本只有《诗》、《书》，所以《商君书》和秦始皇的诏令中所严禁的也是这两种。到孟子、荀子时加上《春秋》，到《礼记·经解》中又加上《易》。《庄子》中后出的《天下篇》亦举此六种，《天运篇》并有“六经”之名。由于古时无法将乐调写成乐谱传下来，所以到汉代就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种，合称为“五经”。《尚书》也成了儒家宣扬二帝(尧、舜)三王(夏、商、周)圣道的《书经》。

    汉代的这部经书，是由秦博士伏生藏在屋壁里，躲过秦的焚禁(见焚书坑儒)和楚汉的战乱(见楚汉战争)才传下来的。伏生从残简中拼凑出下列二十八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并用这些篇在齐、鲁之间传授门徒，经过数传形成西汉的《尚书》学三家，即欧阳高的“欧阳氏学”、夏侯胜的“大夏侯氏学”、夏侯建的“小夏侯氏学”，都立于学官。三家所教的是伏生二十八篇和民间所献伪《太誓》，共二十九篇(欧阳氏本《盘庚》分三篇成三十一篇)。由于伏生所藏之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所写，为区别新出现的“古文”本，遂称为《今文尚书》，这三家便称为“今文三家”。汉末把欧阳氏《尚书》刻入“熹平石经”，用以统一文字的纷歧。

    相传西汉中期起，曾几次出现过先秦留下的写本，称为《古文尚书》，先后有鲁恭王坏孔子屋壁本、河间献王本、中秘古文本、张霸“百两篇”本、杜林漆书本等。刘歆以鲁恭王坏孔壁本多“逸书”十六篇，请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家的反对，引起学术史上近两千年的今古文之争(见经今古文学)。东汉流行的是杜林漆书本，这一古文本没有“逸书”十六篇而只有同于今文的二十九篇，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人先后作了注。马郑本并将《盘庚》、《太誓》各分为三篇，《顾命》分出《康王之诰》，共为三十四篇，用所谓科斗文字写成，魏正始年间刻入“三体石经”中。

    西晋永嘉之乱，文籍丧失，今、古文也散亡。东晋初年，梅赜献上一部用“隶古定”字体(即用隶书笔法按古文字体写定)写的，其经文下有“孔安国传(即注)”的《古文尚书》十三卷。该书把伏生二十八篇析成三十三篇，另从当时所见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成二十五篇，以凑成刘向、郑玄所说“古文五十八篇”之数。由于经文完整和注解详明，该书受到人们的重视，更因为有王朝的提倡，渐得《书经》的正统地位而流传下来。唐孔颖达据以撰《尚书正义》二十卷，南宋时与“孔传”合刊为《尚书注疏》(“孔传”为注，《正义》为疏)。明、清时刻在《十三经注疏》中。唐天宝间又命卫包用楷书改写成“今字本”，其中有改错之处。开成间这种今字本被刻在“唐石经”中，为以后一切版刻本之祖。

《尚书》　清乾隆武英殿仿宋相台岳珂刻本

    宋代朱熹的学生蔡沈总结宋人对《尚书》的解说，撰成《书集传》六卷，每篇注明今文、古文，与《尚书注疏》分别代表《尚书》学史上的两个不同时代。元代以后，该书成了科举的法定读本，明代起被刻在《五经大全》等本中。

    从唐代开始，有人对东晋《尚书》置疑，宋代吴棫提出辨析后，递经元吴澄、明梅、清阎若璩和惠栋等人的严密考证，最后判定其二十五篇是“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是“伪孔传”，这一本子是“伪孔本”。但伪孔本中保存的今文二十八篇，是商周文献的孑遗。清代中叶至今的两百年间，不少学者对伪孔本进行了深入钻研，清代王鸣盛的《尚书后案》、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证》，以及民国时期吴闿生的《尚书大义》和杨筠如的《尚书核诂》，都是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参考书目

    顾颉刚:《尚书研究讲义》(6册)，燕京大学石印，北平，1931～1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