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路矿权运动

    清末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掠夺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的爱国运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后，掠夺铁路建筑权和矿山开采权成为其对华侵略的主要内容。腐败的清政府根本无力保持国家的主权，中国的路权和矿权大量落入列强手中。当时先进人物一般都认为帝国主义一旦掌握了中国的铁路和矿山，就握住了中国的经济命脉，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20世纪初，随着国内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地主、商人纷纷向路矿投资，收回路矿运动的物质力量也有了加强，收回路矿运动就逐步发展起来。

    收回路权的斗争 　1904年(光绪三十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人民要求废除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的出卖粤汉铁路主权合同。经过斗争，到1905年8月，终于同美国订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次年，广东人民争废广(州)九(龙)路约；四川、云南、吉林等地先后成立保路会，要求自办铁路；山东、河北、江苏三省人民要求废除同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签订的《津镇铁路草合同》，将路权收回自办。1907年，浙江、江苏两省人民要求收回苏杭甬铁路，收回路权运动达到高潮。

    苏杭甬铁路起自苏州，中经杭州，迄于宁波。1898年10月，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同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订立苏杭甬铁路草约，夺得了该路的修筑权。草约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1903年，盛宣怀致函英国银公司声明：如六个月内再不勘路估价，则以前合同作废。该公司置之不理。1905年 7月24日，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京堂刘锦藻为正、副总理，呈请自办全省铁路，呼吁废止苏杭甬铁路草约；一面集股，一面立即开工筑路，先修杭州至嘉兴段。次年，江苏绅商亦组成江苏铁路公司，以王清穆为总理，张謇为协理，议定先修上海至嘉兴段，以与浙路衔接。于是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于1906年 3月15日照会清政府外务部，催促交换正约，同时要求禁止浙江商民自办铁路。1907年10月20日，清政府外务部提出一个所谓“拟分办路、借款为两事”的方案：“路由中国自造，除华商原有股本尽数备用”，“约仍需款英金一百五十万镑，内向英公司筹借。”清政府立即批准了这个方案，并同英国订立《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向英国借款一百五十万金镑，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并将苏杭甬铁路改为沪杭甬铁路。

    清政府批准“借款筑路”方案激起了江浙人民的极大愤怒。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而死，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愤恨喷血而亡。反抗斗争进一步高涨。1907年10月，江浙两省铁路公司揭露清廷“名曰借款，实则夺路”。10月22日，杭州爱国人士首先创立国民拒路会。苏州、绍兴、宁波也相继成立拒款会或拒约会。两省的学校相继聚众抗议。11月25日，又在杭州举行浙江全省拒款大会。通过斗争，英国掠夺这条铁路建筑权的野心终于未能得逞。

    收回矿权的斗争 　1905年后，收回矿权的斗争也渐次高涨。其中最激烈的是山西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矿权的斗争。山西矿产资源(特别是煤矿)极为丰富，久为帝国主义列强所垂涎。1898年 5月21日，清廷同英国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及他处煤、油各矿的开采权转归福公司办理，限期六十年。但因山西对外运输困难，福公司夺得开矿权后，一直未曾着手开采。

    1905年2月9日，山西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准备先开采煤矿，次第举办五金煤油各矿，并特别强调“不招外洋股份”。这时，福公司也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发现当地正在自行开挖煤井，竟向清政府要求禁止中国人在以上各地办矿，激起山西人民的愤怒。翰林院庶吉士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三百四十三人联名上书山西巡抚张曾敭，指责原订办矿合同丧失利权，要求废止。山西大学堂和山西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学堂学生一千零三十四人也联名上书，认为“此为身家性命之关键，种族存灭之枢机，要求议废合同，合力自办”。山西的留日学生亦起而声援。10月13日(九月十五日)，东京政法大学山西留日学生李培仁愤清政府的卖矿和帝国主义的蛮横，蹈海自杀，以示抗议。留日学生派代表送李培仁的灵柩回国，在太原举行追悼会，到会者数千人。同年冬，山西绅商改组同济矿务公司，创设保晋矿务公司。1908年，福公司不得不同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同意将所有矿权由山西绅民赎回自办。

    在此前后，黑龙江从沙俄收回呼兰府汤源县都鲁河砂金矿、呼伦贝尔境内吉拉林河砂金矿；山东从德国收回枣庄煤矿；安徽从英、日两国收回铜官山矿权；四川从英国收回北江厅矿权；云南从法国收回澂江等七府矿权等一系列斗争，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清末波及全国的收回路权矿权运动，一般由资产阶级倡导，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并取得一部分官吏的赞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国的权利，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