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国有案

    清政府谋求强化中央集权，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宣布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因而激起举国反对，促成武昌起义爆发的政治事件。

    1909年(宣统元年)6月，军机大臣兼粤汉铁路两湖境内段(简称“湖广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与德、英、法三国银行订立《湖北、 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此前，美国在1904年(光绪三十年)，曾取得外务部有关川汉铁路的承诺，若需款项，先尽商借。这时，它除指示本国银行做好参与准备外，还以责成清政府履行上述承诺为词，要求参加湖广铁路借款。湖北、湖南两省在1905年刚从美国收回粤汉铁路权，民众反对再借外债、坚主自办建筑该路。湖南铁路公司和咨议局通过决议，并由该省巡抚奏陈清廷，要求宣布上述草合同无效，以安人心。同时，该省地方人士加紧展开集股自办工作。湖北的绅、商、军、学各界，也联合发起成立铁路协会，作为拒借外债、集款自办的机构。清政府面对两湖人民的抵制和美国等国的压力，既防激成变乱，又怕得罪列强，便一面向英、美、德、法四国驻华使节表示，决不改变借债筑路政策；一面谋求安抚，在原已批准湖南铁路商办之后，于1910年批准湖北铁路也归商办，却又给以多方刁难。

    英、美、德、法四国各自谋求扩张在华势力。从1909年7月起约一年时间里，四国驻华使节接连嗾使清政府采取强硬办法，压制民间拒借经款行动，并要求从速签订正式借款合同。同时，四国政府又各自支持本国银行就任用工程师、承包铁路长度等等权益，在巴黎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力图取得最大限度的份额。1910年5月间，四国银行就这些权益问题达成协议，并组成了四国国际银行团。同年11月，他们又达成另一协议。协议以隐约的词句，透露出企图独揽除东北地区的中国全境铁路投资权益的野心。然后，英、美、德、法四国驻华使节相约，分别以同文照会催逼清政府签订借款合同。

    湖北、湖南、广东、四川等省人民，针对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一再指出列强对中国铁路的投资，目的在于扩张势力范围，借款筑路，国将不安。清政府对这些社会舆论充耳不闻，反而认为签订借款合同“势难久延”。给事中石长信承此意旨，于1911年5月5日奏陈铁路商办的弊害，主张干路国有，以制造舆论。清廷遂于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签字前九天即5月9日，用上谕宣布干路均归国有，除支路外，其从前批准商办干路各案，一律取消。并强调“如有不顾大局，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即照违制论”。诏谕一经颁布，举国反对，湘、鄂、粤、川四省尤为激烈。四川保路运动迅即转变为流血斗争。清政府急从湖北调兵前往镇压，客观上为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