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

    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成员的统称。外文通常在人名之后用S.J.表明；在中国又多指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又名耶稣连队。

    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耶稣会公会，隶属于教皇，下分省会、协作区、独立的副省会等。耶稣会士须立“三绝”誓愿，绝对效忠教皇和服从总会长。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该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它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澳门教区成立。崇祯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万历三十二年，中国内地耶稣会从澳门教区独立出来。四十三年经总会长阿瓜维瓦批准，成为独立的副省会。至明末，历任中国耶稣会首领和副会长的有卡布拉尔、孟三德、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阳玛诺、傅泛济、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七百八十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一百三十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瑞士籍的。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四万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达三十万。康熙六年有教堂一百五十九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利玛窦墓碑　北京阜成门外车公庄

    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于万历十一年入居肇庆。在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领导下，为耶稣会在华传教需要，他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主要内容包括：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他们结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竑、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南明时的耶稣会士中，毕方济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结交；瞿安德在永历朝掌管钦天事；卜弥格曾作为王太后使节出使罗马。在中国学者与文人帮助之下，耶稣会士翻译、撰写了许多种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把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传播到中国。其影响显著者，数学有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天文学有徐光启督领、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和汤若望参加修撰的《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学有利玛窦编著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物理学有邓玉函口授、王征绘译的《奇器图说》；语言学有利玛窦《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对耶稣会士传播的基督教，明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徐光启等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南京礼部尚书沈漼等人则认为它“诳诱愚民”，“志将移国”。因而导致明末思想界护教与反教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成就、影响和作用等，相继发表过一些著述和评介。一般认为，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于传教士是否向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尚存在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传教士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其学说是为“宗教反改革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服务的，其思想体系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与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传入中国的多非近代科学，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