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商

    清政府特许经营茶叶的专卖商人。清初茶叶仍为政府实行专卖的商品，一般商人不能随意贩运。产茶地区生产的茶叶，除少数优质茶叶作为“贡茶”，由政府委派官员采办以供奉皇室外，其他作为贸易田茶。大抵有“官茶”、“商茶”之分。 “官茶”由政府委派茶马御史招专商领引纳课后，从产茶区贩运到陕甘等地，交售给官府的茶马司，然后由茶马司将茶叶与西北等地少数民族交易马匹。“商茶”由茶商向政府请引后，从产茶区运销各地或输往国外，茶引一道，准运茶一百斤，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引价银各地不同，浙江省每引一道，卖银一钱，其他省份亦有更高者。清政府规定：无论“官茶”、“商茶”，都不许与茶引相离。茶商领引贩茶，须经税关“截验”放行。如茶无引，或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卖茶毕，残引须缴回原颁发茶引的官府。有清一代，除了实行上述“引法”之外，亦兼有实行“票法”的。

    茶商因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不同，大致可分为收购商、茶行商和运销茶商。

    茶叶收购商人，有的地方称为“螺司”。他们深入茶山，向零星茶户(茶叶生产者)收购毛茶，然后卖与茶行商人。有的地方没有这类收购商，由茶户直接卖与茶行商人。

    茶行商人的业务，主要是代运销茶商收购茶叶，他们一般为经纪人，亦有兼营毛茶加工业务者。运销茶商至产茶区贩茶，必投茶行，给验茶引，预付货款。茶行商人代为收购，抽取佣金。开设茶行，要经过官府批准，领取照帖。官府禁止私自开设茶行。

    运销茶商大致有两种，运销“官茶”的称“引商”；运销“商茶”的称“客贩”。“引商”请引于部，每运一引(一百斤)茶叶到陕甘等地的茶马司，五十斤“交官中马”，五十斤“听商自卖”，另外还允许带销“附茶”十四斤，作为“官茶”运脚之费。“客贩”请引于地方政府，专门运销“商茶”，除缴纳引课之外，凡遇税关，需验引抽税。产茶区生产的茶叶，要先尽“引商”收买。然后方给“客贩”运销。

    康熙中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马已足用，向陕甘等地易马渐无必要。同时，因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以后，清代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茶叶的外销日趋增加。于是，经营“官茶”的“引商”开始衰落，而经营“商茶”的“客贩”却日渐兴盛。闽、粤商人因广州开放对外通商，开始大量经销“商茶”装载出口，或销往南洋一带，或外销东印度公司。秦晋商人则运茶到天津、张家口等地，由俄国商人陆运至东欧等地。过去经营“官茶”的晋商、徽商，亦有转而经营“商茶”的。

    清代茶商借垄断茶叶运销之权，在产茶区收购茶叶时，或则冒指“官茶”，以便压低价格或则多取“样茶”，任意勒索；或秤则任意轻重，银则熔改低色。此外，他们还用预买的形式贷款给茶叶生产者，以高利贷的方式盘剥茶户，并使茶户屈从于商人资本。在茶商的残酷剥削下，茶户小生产者生活困苦不堪，致使许多茶园生产难以改进。茶商在销售茶叶时，又采取以次充好，掺杂水湿等手法剥削消费者。茶商通过种种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攫取暴利，累积起巨额资本。如山西茶商，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两，有的甚至达二百余万两之多。广东茶商也有富至百万者。而浙江茶商中有每年经营十四万引茶叶买卖的巨贾。

    18世纪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茶商为了保证茶叶的收购数量和质量，开始把他们的资本由流通领域投放到生产领域。在云南、湖南和浙江等省的一些茶叶产区，有的茶商从茶农手中收进毛茶以后，在产地或集散地点雇佣茶工进行加工，精制成适销对路的茶叶品种；有的茶商租山种茶，设厂制茶，进行茶叶生产；从而促进了茶业生产中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鸦片和洋货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为弥补外贸入超，中国丝、茶的输出激增，茶商此时获利极多。上海、福州、汉口等地相继成为茶叶外销的主要市场，其中上海成了各地茶商荟萃之处。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上海茶商多有设立经营改制、外销茶叶的茶栈，同时，各地茶商还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

    1853年(咸丰三年)，清政府开始征收厘金税。茶商贩茶，除纳引课茶税之外，凡遇厘卡，还要缴纳厘金。因此茶商的税务负担加重。但当时茶叶畅销国内外，茶商获利丰厚，茶商可抬高售价，把税务负担转嫁给消费者。但到光绪年间(1875～1908)，外销茶叶开始遭到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销路日益壅塞，茶价急剧下跌。加上茶税、厘金过重，茶商境遇大困，许多人因此破产。茶商在此情况下，为图维持，不得不向外国资本贷款，遂受外商控制。到清末，茶商资本渐渐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