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

    东汉桓、灵二帝统治时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专权而遭禁锢的政治事件。所谓“锢”就是终身不得做官。党锢的政争自延熹九年(166)，一直延续到中平元年(184)。

    东汉自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延熹二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了外戚梁氏，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从此，宦官独揽朝政，外戚与宦官的争斗也越演越烈，封建统治日趋黑暗。

    除外戚、宦官之外，官僚士大夫也是当时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官僚士大夫中不少出身于世家豪族。有的大族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天下，俨然成为颇具权势的领袖人物。安、顺二帝时为笼络儒生，相继扩充太学，顺帝时，太学生员多达三万余人。这些为数众多的太学生是官僚士大夫政治集团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僚士大夫慑于日益频繁的农民起义，为东汉王朝的分崩离析感到担忧。他们对外戚、宦官把持政权感到不满，但是，在这两种势力的争斗中，他们更倾向于外戚一边。这不仅因为官僚士大夫在经济上与外戚集团有着更多的联系，而且在他们眼中，宦官不过是地位卑贱的“刑余之人”，特别是宦官把持朝政后贿赂公行，原先作为察举、征辟依据的封建伦理受到冷落，堵塞了士大夫的仕进之路，直接触犯了官僚士大夫的切身利益。于是，官僚士大夫很自然地把抨击的主要矛头对准了宦官。

    本来，东汉后期在官僚士大夫中就盛行一种褒贬人物、左右舆论的风气，称为“清议”。这种风气传到太学，诸生以郭林宗、贾伟节为首，与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以及王畅等人也互相推崇，当时太学中流传:“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其中李膺名望最高，士人得到他的赏识，被誉之为登龙门，从此身价十倍。太学诸生与这些官僚由臧否人物进而抨击时政，他们把“国命委于阉寺”看成是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的主要根源。这种清议与外戚反对宦官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对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形成严重的威胁。例如李膺为司隶校尉时惩办不法宦官，宦官们只好小心谨慎，连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宫门。于是，宦官集团伺机进行反击，党锢事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延熹九年，司隶李膺捕杀交通宦官、教子杀人的方士张成。宦官唆使张成弟子牢脩诬告李膺等人蓄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谤朝廷。桓帝于是通令郡国逮捕“党人”。李膺和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翔及陈寔、范滂等二百余人均被收执，太尉陈蕃也以用人不当被策免。次年，桓帝又下诏将“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一事件发生后，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公愤。他们互相标榜，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李膺、杜密等八人为八俊，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张俭、翟超等八人为八及，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由此，与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更趋激烈。

    永康元年(167)桓帝死，灵帝幼年继统，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武为大将军，执掌朝政。他与太傅陈蕃起用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后因事机泄漏而失败，陈蕃被杀，窦武自杀，李膺及为陈蕃、窦武所荐举者及门生、故吏等皆免官禁锢。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又使人诬陷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考杀虞放、李膺、杜密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冤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段颎逐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以内的亲属，都免官禁锢。这次党锢前后延续了十几年。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后，灵帝下诏赦免党人，党锢至此才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