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

    3世纪60年代至5世纪20年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魏咸熙二年 (265)十二月，晋王司马炎(即晋武帝司马炎)夺取政权，建立晋朝，先都洛阳，后迁长安，历四帝。建兴四年 (316)为匈奴刘氏所灭，史称西晋。建武元年 (317)琅邪王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在江南即晋王位，都于建康，历十一帝。元熙二年 (420)，为宋武帝刘裕所灭，史称东晋。

    西晋 　晋武帝太康元年 (280)平吴，统一南北，全国计有司、冀、兖、豫、荆、徐、青、扬、幽、平、并、雍、凉、秦、梁、益、宁、交、广十九个州，一百七十三个郡、国，二百四十余万户。

泰始九年(273)木简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采取宽和节俭的方针，继续推行废止典农官的政策，把曹魏以来的屯田民编入郡县为自耕小农，从而增加了纳税人口。全国百姓的赋税徭役负担归于一律，有利于政令的统一和中央集权的统治。对于吴蜀故地，采取了一些区别对待的措施，加以安抚。同时也注意防范，如派中央兵到江南驻守，把吴人向北迁徙。吴蜀人士在朝廷的仕进，无形中受到一些限制。出身于东吴高门的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虽有“三俊”之称，平吴后到洛阳，只被任命为八品的郎中。在朝廷大臣中，存在以山涛、羊祜为首的和贾充、荀勗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但晋武帝“宽而能断”，在重大问题上择善而从，平吴以统一全国的决策，就是力排贾充等反对意见，坚决采纳羊祜、张华等人的主张而制定的。

    晋武帝立白痴的惠帝为太子，又为他娶了凶狠狡诈的贾南风(贾充之女)为妃。平吴以后，武帝不再兢兢业业，却奢侈放纵起来。他死后，元康元年 (291)，贾后联合楚王玮先后杀死辅政的杨骏(惠帝继母之父)和汝南王亮，接着又消灭楚王玮。贾后专擅朝政，任用裴、张华，维持了短暂平稳的政局。但延绵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也从此开始。赵王伦杀贾后，废惠帝自立。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联合起兵，杀赵王伦。诸王为争夺中央权力，内讧不已。以后加入混战的，还有长沙王乂、东海王越。光熙元年 (306)惠帝被东海王越毒死。永嘉五年 (311)，刘曜攻陷洛阳，怀帝被俘至平阳(今山西临汾西)。五年后，即位于长安的愍帝投降于汉。

    西晋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多沿袭曹魏旧章，又加以改革，其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而东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兴盛，人身依附关系的加强，方镇势力的强大，这些影响以至削弱中央集权统治的因素，这时也开始出现。

    中央最高官职有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尚书省长官有令、仆射，执行皇帝诏命，统领百官，处理政务。令以外有时设总录一人，或录尚书六条事若干人。前者地位高于尚书令，后者地位与尚书令大致相当。尚书左丞掌监察省内及群官。太康年间(280～289)尚书省所属有吏、左民、度支、五兵、田曹、殿中六曹，曹郎三十四人。掌任命官员的吏曹，在诸曹中最为重要。中书省的监、令掌起草诏令。侍中(一般四人)侍从皇帝左右，以备顾问，兼司谅诤和评议。尚书所奏文案若有不妥，侍中即加封驳。西晋时，尚书令一般地位在中书监令及侍中之上，只有贾后执政期间诏令多出中书，不经尚书省。还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掌纠弹不法，廷尉掌断刑狱。西晋用人途径，除开府的三公自己辟召掾属和刺史举秀才，太守察孝廉外(见察举)，仍袭用九品中正制以选拔官吏。中正一般只注意被评定者家世的封爵与官位，很少注意真正才能，不能起选拔人才的作用。但州中正的作用加强，吏部选用任命之前，又须经司徒府核实九品的评定，这些都是朝廷为了集中用人权力，以加强控制。

    法制方面，西晋改变了秦汉以来律令不分的状况，把属于行政规章制度的条文独立为令，为后代所沿袭。晋律篇目体系比较完备，而条文大为减少(六百二十条)。某些律条的规定，起了缓和阶级矛盾与缓和统治阶级内部不满的作用，巩固了中央政权。

    西晋规定，高官显爵者各按官品高下占有田地。第一品多达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五顷，九品亦可占有十顷(见占田课田制)。后汉、三国以来，大族占有处于依附地位的人口，西晋则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以法令形式承认私家依附农民。高官可按官品高低庇荫亲族，多者荫九族，少者及三世，免除其租税徭役负担。为了耕种所占田地，还允许他们庇荫劳动人手，作为佃客和衣食客。限定第一、二品官占有佃客不超过五十(疑当作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一户。虽然法令规定免除国家租税、徭役的户数，寓限制之意，但在占有大量田地情况下，高官显爵者必须拥有更多超过法令规定的从事劳动的依附人口。对于一些高官，朝廷赐给菜田、厨田，同时赐给附着于田地从事耕种和其他劳役的田驺与厨士。地方政府与官吏，从朝廷获得公田与禄田。西晋灭亡七八十年后，北方鲜卑慕容氏统治下的南燕存在着“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局面，正是西晋承认私家依附农民的恶性发展。在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人口的基础上，后汉、曹魏以来世代高官而且世袭封爵的家族，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据有特殊优越地位，形成门阀士族。

西晋青瓷狮形水盂　江苏丹徒出土

屯营图砖画　甘肃嘉峪关3号墓出土

    西晋本着古代一夫一妇耕田百亩的遗意，承认男子占有田地的限额为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课租不问每户占田多少，按一丁交纳租谷。丁男五十亩，收租四斛。即课田每亩定额交租八升，改变了屯田民按收成比例纳租的方式。同时沿用曹魏之制，丁男之户交纳实物，称为调。户依资财贫富分为九等，调按户等收取，九等平均定额，大致每户年纳绢三匹，绵三斤，称为九品混通之制。这种田租、户调的名称与方式一直沿用到唐代。

    西晋时，世代为兵的士家(兵家)继续存在，同时也实行募兵，并征发良人来补充兵源。中央直辖一些精锐部队，称为中军，宿卫宫殿和首都，分别由领军、护军、左卫、右卫、骁骑、游击等六将军统领。中军被派遣到地方驻屯或作战，则称为外军(一说外军是洛阳城外诸军)。领军、护军将军还主管武官的选拔任用。西晋初，刺史加将军号，统领州郡兵。平吴以后，刺史专理民事。另有都督(资历稍浅者称监或督)某州或某几州诸军事，大都由诸王担任，驻守军事要地，统领州郡军队。他们有处死部下的权力，依使持节、持节、假节三级称号而范围大小不同。都督的主要僚属由中央任命，以防止都督专擅。都督起初不一定管地方行政，西晋末开始例行兼领治所所在的刺史职务。西晋分封宗室为王，封国内民户的租调，三分食一。东晋渡江以后九分食一。诸王主要职责在于分驻军事重镇。西晋初年所封诸王，其封国大都即在都督区内。八王之乱后期的主要人物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是统领重兵坐镇许昌、邺、长安和下邳的都督，这时封国所在已经和都督区没有关系。

    封建统治阶级互相混战造成的灾难，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有些带有阶级矛盾的因素，也加剧起来。统治阶级无法缓和各种矛盾，导致了西晋王朝的灭亡。

    惠帝时，人为祸患之外，加以疾疫饥馑等天灾，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各地方的统治者不但不妥善安置，反而迫使他们还乡，甚至滥加残害。如荆州刺史王澄沉溺巴蜀流民八千人于长江，各地流民不断反抗，先后有太安二年(303)张昌于安陆(今湖北云梦)、光熙元年(306)刘伯根、王弥于东莱(今山东掖县)、永嘉四年(310)王如于宛(今河南南阳)、五年杜弢于长沙发动起义。斗争的时间虽不长，但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司马氏的统治。荆、江、徐、扬、豫五州之境，一度多为张昌起义军所占据(见张昌、石冰起义)。但颠覆西晋王朝的根本力量是匈奴、羯、氐、羌、鲜卑这“五胡”中的匈奴与羯，“五胡”或加巴人称为“六夷”(见十六国)。

    西晋时北方、东北和西北，尤其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很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江统曾说“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平吴以前，凉州鲜卑族人秃发树机能起兵反晋，不少羌胡人民参加(270～279年)。惠帝时，氐人齐万年在关中起兵(296～299年)，“秦、雍、氐、羌悉反”，郭钦、江统都主张“徙戎”，即把与汉族杂居内地的少数民族集体迁徙到边远之地。他们预见到被压迫的广大少数民族对晋王朝统治的威胁，但建议都未见实行。备受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相继起而反抗。惠帝永兴元年(304)，率领流民由西北进入益州的人李雄在成都称成都王，匈奴五部与杂胡的首领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称汉王，这是少数民族最初建立的两个政权。愍帝降于汉，西晋亡。以后其他少数民族相继崛起，汉族统治者张氏、李氏也先后在凉州据地自保，形成十六国局面。

燕居行乐图砖画　甘肃嘉峪关西晋墓出土

青瓷对坐俑　湖南长沙金盆岭9号墓出土

    东晋 　西晋覆亡后，各少数民族竞相建立政权，战争不已。中原的汉族人士不愿受胡族统治，纷纷南迁。西晋时，北方诸州人口约七百余万。而永嘉之乱(见刘聪)后几次大批南渡的达九十万人，约占八分之一。东晋和南朝境内人民，大约土著占六分之五，北来侨人占六分之一。司马睿与封国琅邪的大族王氏建立默契，各自出镇南方要地，以预谋退路。早在永嘉元年(307)，司马睿已出镇建业(后改名建康，今江苏南京)。长安陷后，建武元年(317)睿称晋王，次年即帝位。

    西晋末年的江南也不平静。司马睿来之前，有石冰、封云领导的扬州、徐州农民起义。出身于仓部令史的庐江陈敏，乘掌握江淮漕米之机，招诱吴地士族，企图在江东割据自立。以后吴兴钱图谋推翻司马睿和扬州刺史王敦，在广陵起兵。这三次性质不同的事件中，孙吴以来的世族义兴周玘率领乡里私兵，支持了司马睿。江南大族到东晋初年还拥有相当强大的武装实力，为司马氏政权的南迁扫除了障碍。

    东晋政权优遇南来的北人，在他们聚居的地方设立所谓侨州、侨郡、侨县。侨州郡县沿用北方原籍的旧名，但隶属关系极其错综复杂。有的侨州下只领侨郡、侨县，也有侨州下既领侨郡、侨县，也领实郡、实县。有的侨郡、侨县又隶属实州。实郡也有时领侨县，侨郡往往也领实县。有的侨郡县由于是高门大族的原籍，由侨郡县改为领有实土的郡县，而更多的侨郡县因不具备此条件，只有等待土断，以备领有实土。

    侨州郡县人民不属当地编户，豁免租赋、徭役，并另立白籍，以区别于土著的黄籍。侨人中的下层多投附世家大族，成为受其荫庇的户口。其上层亦即门阀士族，如琅邪王氏、颖川庾氏、陈郡谢氏、谯国桓氏等，都是司马氏政权的主要依靠力量，在中央和地方担任要职。此外，如祖逖、郗鉴、刘遐、苏峻等士族中地位较低的家族，则先在胡族统治的北方立堡坞自固，聚集宗族乡党数百以至上千家，然后率领这些流民南来，归附东晋。他们的武装成为早期抗胡的主要力量。除郗鉴等少数人外，流民领袖多未能与司马氏合作到底。江南广大土著人民是东晋王朝财政、徭役和兵力的主要来源，负担沉重。但东晋初年南方与北方民族矛盾突出，南方内部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东晋政权建立八十年之后，才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孙吴时大族的上层人物，对于司马氏被迫南来所建政权，起初并不竭诚拥护。如陆玩目王导为伧(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拒绝与王氏通婚。晋元帝对于江南士族中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的人，如顾荣、贺循、纪瞻、陆玩等，渡江之初已加意笼络。元帝由于自己不掌握强大兵力，对于拥有武装力量的南方豪强，暂时也不得不倚重。如周玘平钱，甘卓破周馥，纪瞻御石氏。镇压杜弢起义也靠的是南土寒庶陶侃。来自北方的统治阶级对南人终有顾虑，在攫取田产方面，侨姓大族渡江后，避开江南大族的田园聚集之地，王氏、谢氏、郗氏、蔡氏等，都深入到内地会稽、临海一带广占土地与山泽。政治上对南人更有戒心，如陶侃立大功后反被王敦从荆州迁官广州。元帝对义兴周氏心怀疑惮，以致周玘忧忿而死。沈充、钱凤之怂恿王敦起兵反司马氏，陶侃对庾亮积怨之深，都反映统治阶级中侨人士族的压倒地位和侨人、南人之间的矛盾。

    晋元帝初年，有扬、江、荆、湘、交、广、宁、梁、益、徐、豫十一个实州，领九十六实郡，同时开始置立侨郡、侨县。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有扬、江、荆、湘、交、广、宁、豫、徐九个实州，幽、燕、冀、青、并、雍、秦、梁、益九个侨州，领实郡八十四，侨郡四十余。东晋时侨州不冠南字，刘宋时侨州始冠南字，如南徐、南兖。东晋疆土缩小，而州郡之数远远超过西晋。刺史本人或所带将军府的长史、司马，往往兼任州治所在的郡守。州以上分区置都督，以刺史充任，有兼督数州以及某几州中的数郡军事，都督镇守之地常依形势变化而有改动。东晋仕宦途径大体仍由公府辟召、州郡察举秀才、孝廉和中正依九品选拔官吏。但这时已非西晋那样一统局面，元帝自称“寄人国土”，因而中央官制虽沿自西晋，而颇加简化，以求事权统一、行事简便。如光禄勋等九卿或省或并，地方官如郡丞亦曾省罢。魏晋以来尚书与中书、门下职责原有分工，起相互制约作用，而东晋的录尚书及尚书令有时兼中书监、令，尚书仆射有时兼门下、中书官职，但仍以尚书之职位为主。单任中书令者，多优游无事，以文采、经义见重。扬州是政治、经济、军事重心所在，中央政府首脑录尚书或尚书令，往往兼都督中外军事或数州军事、扬州刺史或丹阳尹等京畿地方长官，以控制实权。所以东晋大权集中于宰相，与西晋的皇帝集权，尚书、中书、门下并立，互相牵制的形势不同。

陶牛车及侍从　江苏南京象山7号墓出土

    成帝咸和五年(330)，始度百姓田收租，改变西晋课田五十亩收租四斛办法，大率每亩税米三升。户调可能仍沿西晋每户绢三匹、绵三斤之制。孝武帝太元二年(377)废除度田收租制，以口为对象，王公以下口税三斛。八年，又增税米每口五石，大抵比西晋时赋税为重。东晋的徭役也极为繁重，孝武帝时“殆无三日休停”。东晋户口应不少于东吴时(五十二万户，二百三十万口)，而桓温上疏说当时户口凋寡，不当汉之一郡(后汉最大之南阳郡有五十二万户、二百四十万口)。这主要是由于依附人口太多，东晋规定给客制度，品官可以庇荫流民为佃客，第一、二品官荫占佃客四十户，三品三十五户，四品三十户，五品二十五户，六品二十户，七品十五户，八品十户，九品五户。政府所承认的荫占佃客数字，各品官都比西晋增多。他们的户口附于主人的户籍，实际上，官僚贵族所荫庇的佃客，还远不止于规定的数字。他们不负担国家的租税徭役，但须把收获的一半交给主人。佃客之外，还有称为典计、衣食客等名目的依附人口。此时，世代当兵的兵户依然存在，同时也以逃亡农民、罪犯及其家属、被俘少数民族、豁免的奴隶等色人为兵。招募的军队也占重要地位，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招募劲勇组成的。

杜预创制的水磨(模型)　据《魏书·崔亮传》复制

    东晋疆域狭窄，贵族官僚大量占山固泽。世家大族大量庇荫人口，未入私门的侨人流民，又不编户贯，影响政府的财源与兵源。成帝咸和时(326～334)已开始实行土断，即把侨人从白籍移入黄籍，成为所居地方的正式编户，纳税服役。在实行土断的同时，必然也搜检官僚贵族隐匿的户口。桓温、刘裕执政时期，两次大规模实行土断，收到“财阜国丰”和开拓兵源的效果，有利于巩固偏安江南的政权。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北人士族与南人士族，北人士族中的上层与下层，皇室司马氏与侨姓大族、各大族之间、中央与地方(扬州与荆州)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说法，既反映了王氏扶持在南方尚未站稳的司马氏政权，也反映了东晋一代皇室与侨姓大族不断的斗争。王导执政，以宽和著称，其目的除结好南人，巩固司马氏地位外，也为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元帝对王敦和简文帝对桓温，都曾有过“请避贤路”的表示，为封建社会中的君臣关系所罕见。“君弱臣强”的局面，是司马氏与以王氏为首的各大族“共天下”的结果。

    王敦担任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江州刺史，拥重兵镇守武昌(今湖北鄂城)。元帝畏恶王敦，任用刘隗、刁协与之相抗。刘、刁维护皇室威权，“崇上抑下”，如大批征调大族家的奴僮和依附的客，以充兵役，引起王氏等大族的不满。永昌元年 (322)，王敦以问罪于刘隗、刁协为名，起兵攻下建康，杀死刁协等。又从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自领扬州牧，内外大权集于一身。两年后，王敦病重，仍命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军进攻建康。建康未克而王敦病故。他虽被遣责为叛逆，琅邪王氏的地位却未受任何影响。

    成帝即位年幼，舅父庾亮执政。北宋来的流民首领苏峻、祖约都拥有重兵，分别驻在历阳(今安徽和县)和寿春。他们不满于大族庾亮、卞壶等人的排挤，咸和二年(327)，起兵进攻建康。江州刺史温峤乞援于荆州刺史陶侃，联合击败苏峻(见苏峻、祖约之乱)。陶侃死后，庾亮代为江、荆、豫三州刺史，既拥强兵据上游，又执朝廷大权。他代表皇室利益，与王导产生矛盾。但在冲突表面化之前，王导、庾亮相继去世。

    桓温继庾氏之后据有荆楚，又领扬州牧，也集内外大权于一身，企图夺取司马氏政权。桓温先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简文帝，实则企望其让位于己。穆帝时，简文帝为会稽王辅政，任用殷浩以抵制桓温，但未成功。接近皇室的庾氏家族中，多人被桓温杀害，桓温病中要求朝廷赐他“九锡”，以为禅让的前奏。由于谢安等人的拖延策略，桓温不及待而死。谢安辅政，侄儿谢玄在肥水之战中立了大功。但孝武帝的兄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排斥谢氏。东晋前期，政权一直在大族手中。肥水战后，转入孝武帝及司马道子之手。战后两年，谢安被迫避往广陵，不久死去。战后四年，谢玄又从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被调移内地任会稽内史。以后桓温的幼子桓玄又以荆州为据点，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父子，总揽朝权。元兴二年(403)，桓玄称帝，国号为楚。刘裕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伐，桓玄退归江陵，失败被杀。

    东晋政权所受外部威胁，主要来自黄河流域的胡族和长江上游(益州)的政治势力。北人南渡之初，上下同仇敌忾，要求驱逐胡人，返回故土。祖逖及其部下流民可为代表。祖逖从淮水流域进抵黄河沿岸，联系保据坞壁不甘臣服胡族的北方人民，谋划恢复中原，经营达八年(313～321)之久。当时北方匈奴刘氏与胡羯石氏相争，形势有利于东晋。但元帝无意北伐，对祖逖所需人力物力都不予支持，加以皇室与王敦矛盾尖锐，祖逖备遭掣肘，壮志未伸而死。石氏兵力一度威胁江南，后赵建国，据有幽、冀、并诸州后，军事优势更为显著。庾亮、庾翼虽先后拟议北伐，由于力量对比悬殊，都未实现。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西晋遗民二十余万口渡河欲归附东晋。褚裒北伐，先锋达到彭城，战败退回。以后北方前燕与前秦东西并立，殷浩北伐也屡次失败。

    永和十年 (354)桓温伐前秦，深入敌境，但未乘胜夺取长安，只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两年以后，又伐前燕，夺取了洛阳，但不久复归于燕。太和四年 (369)再度北伐，到达距前燕首都邺不远的枋头，未再前进，退败于襄邑(今河南睢县)。桓温晚年借北伐以树立威名，谋求禅让，但未成功。前秦苻坚吞并前燕(370年)后，屡次南向出兵，意图统一南北。太元八年 (383)，苻坚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胁江南，谢玄率北府兵以寡敌众，肥水一战秦军大败。乘前秦衰弱，后秦姚氏占有关中，后燕慕容氏立国河北，东晋虽暂时解除了大军压境的威胁，并未能在北伐事业上有所进展。

嵌金银丝铜弩机　江苏镇江出土

    义熙六年(410)刘裕灭南燕，此后青、兖等州归属东晋、刘宋五十余年。十三年，灭后秦。由于关中悬远，东晋很难从江南遥控，刘裕又忙于南归夺取政权，无意进一步恢复中原，一度收复的长安与洛阳，随即为赫连夏与北魏所得，终东晋之世，未能长期恢复西晋的两京。

    江南政权稳固与否，和长江上游益州的归属很有关系。成汉李氏据蜀三十年，永和三年 (347)桓温西征灭之，有利于巩固东晋政权。二十六年以后，益州又被前秦占领，肥水战后才复归东晋。到义熙元年，谯纵据益州，又从东晋分裂出去。刘敬宣一度攻益州，距成都五百里而败还。及至九年，刘裕西征，灭谯氏，从此益州再归东晋统治。东晋百年间，益州不受其统治的期间达五十年。只是由于占有益州的势力既未与北方密切联合，不具备能顺流东下、吞并江南的实力，东晋政权才得免除来自益州上游的后顾之忧。

    隆安三年 (399)爆发了孙恩、卢循起义，斗争持续近十二年，司马氏政权受到沉重打击。孙恩死后，桓玄起兵称帝。刘裕对内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平桓玄，对外北伐灭南燕，西征平谯纵，江南政权摆脱了最直接的外部威胁，得到稳定。灭后秦之后， 420年刘裕取代了东晋。

    两晋的文化 　两晋一百五十年间，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上，有几个方面出现了以前历史时期未曾有过的贡献。

    西汉繁琐章句和东汉谶纬迷信的经学，这时已经衰落，但儒家经典的研究并未中断。西晋流行郑玄注，东晋流行王肃注。后代传习的《左传》》杜预集解、《谷梁传》范宁集解和《尔雅》郭璞注，都出于晋人之手。晋代史学颇为发达，晋人所撰古代和当代史的书很多。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东晋干宝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常璩的《华阳国志》，都为当时和后代所推重。荀勗(?～284)继承刘向以来的图书目录之学，改变图书七种分类为甲乙丙丁四部，亦即经、史、子、集四大类。千余年来，这种分类法未全废弃。史部著作从经书独立出来，自成一类，也自晋代始。由于门阀士族的兴盛，重视世系谱牒，西晋挚虞曾撰《族姓昭穆记》，东晋贾弼始创谱学，齐梁时人继承，近二百年不衰。咸宁五年 (279)汲冢发现竹简所写古籍，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为千余年后发现秦汉竹木简及敦煌、吐鲁番古写本的先声。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定出制图的六条原则，成为一直沿用到明末的中国绘制地图的基本方法。

    曹魏时兴起的玄学，在西晋仍然是盛行的显学。它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讨论中心为“本末有无”问题，即有关天地万物为何如此存在和如此存在又有何根据的问题，是研究远离“世务”和“事物”的哲学本体论。西晋谈玄学知名的有裴(267～300)、郭象(252～312)，东晋有张湛。玄学是先秦两汉哲学发展的结果，提出了新的讨论对象、概念、范畴、方法，形成一种思辨性较强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的解放，都起了积极作用。

    西晋在文学方面也有其独特成就。一般而言，西晋人的诗文多重词藻雕饰及写作技巧，但也出现了左思、刘琨这样的作家。左思以咏史诗形式抒发怀抱，表达对当时社会的不满，诗风雄健高远，超越前人。刘琨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身处斗争前沿，写下不少悲凉慷慨的诗歌。西晋以文学知名的，还有陆机(261～303)与潘岳(247～300)，他们的作品都以艺术技巧而不以思想感情胜。但陆机有《文赋》讨论文学内容与形式、创新与承袭等关系，声律的作用，文体的分类，等等。挚虞有《文章流别集》及《文章流别志论》，实即包含作品选、作者略历及各种文体的评论，惜其书失传。陆、挚两家著作的出现，标志着西晋时文学和史学一样，独立于经学之外，开始成为系统研究的对象。陆、挚两家的书，是《文心雕龙》与《文选》的先驱。由于玄学影响，东晋诗歌作品多理过其词，淡乎寡味，但也出现了陶渊明(365～427)这样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歌是他全部生活和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关于农事的歌咏、景物的描写、遗世独立的艺术风貌，都对后代诗人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来自印度及中亚，到晋代仍不断有僧人西行求法。东晋末法显赴天竺，历尽艰险，刘宋禅代后始归，携来当时急需的律藏。西晋佛教的发展，在外国僧人译经事业以外，中国僧人的贡献渐多。道安(312～385)在襄阳编定的《综理众经目录》成书于东晋宁康二年 (374)，为中土第一部佛经总目。不仅标列岁月，还评论译笔，对后汉以来传译的佛经起了总结作用。道安还制定僧徒戒规，组织僧人四出传教。在佛教教义与佛教哲学方面，慧远(334～416)宣传因果报应，以为轮回转生是人生最大痛苦，应当信佛修持，超出轮回，求永远解脱。僧肇(384～414)撰《不真空论》，主张万物无真实性，但并非不存在，万物皆虚妄不真而空，是不真的存在。道生(355～434)提出人人皆可成佛，又主张顿悟，以为真理玄妙一体，不可分割，因此悟证真理只能顿悟而成佛。西晋时天师道流行，为王谢等高门所信奉。道家著述有葛洪的《抱朴子》内外篇，内篇论述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外篇则主要为儒家和刑名家观点的政论。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桔帖》

爨宝子碑拓本　东晋

    葛洪还著有《肘后卒急方》，讲述各科病症的治法与药方，对结核性传染病和天花已有记载和认识。王叔和的《脉经》总结西晋以前脉学经验，是现存最早脉学专著。皇甫谧(215～282)撰《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的重要著作，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绘画方面，人物画像仍是流行题材，晋宋之际才出现山水画。著名画家顾恺之强调人像画传神之处全在目睛，指出了绘画技法要领(见彩图)。

书法自后汉以来被作为艺术来欣赏，晋代索靖(244～303)、卫夫人(272～349)和王羲之、献之父子有关书法的理论和笔法，都为后代所重视，影响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