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今古文学

    西汉末期形成的经学研究中的两个派别。汉初的经学原无所谓今、古文的区别，哀帝、平帝之际，刘歆争立古文经传于学官， 才有派别含义的“古文”名称。 “今文”则是由于古文家独树一帜，迫使原有经师结成一派之后，到东汉时才出现的名称。它是古文经师对立于学官的经书、经说和经师的别称。

    战国以来儒生传经，大都是师徒、父子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著于竹帛，故称为今文经。汉代的今文经学，《诗》有鲁、齐、韩三家，鲁始于申公，齐始于辕固生，韩始于韩婴；鲁、韩二家文帝时立博士，齐诗则于景帝时立博士。《书》有欧阳氏、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同出于伏生；欧阳氏武帝时立博士。大、小夏侯宣帝时立博士。《礼》有大戴(德)、小戴(圣)、庆普三家，同出于高堂生；武帝时立《礼》经博士，宣帝时分立大戴、小戴为博士，一说庆普也立博士。《易》有施氏(讐)、孟氏(喜)、梁丘氏(贺)、京氏(房)四家，同出于田何。武帝时立《易经》博士，宣帝时分立施、孟、梁丘为博士，元帝时又立京氏为博士，一说京氏未立博士。《春秋》有《公羊传》和《谷梁传》(崔适《春秋复始》以为《谷梁传》是古文)，《公羊》有严氏(彭祖)、颜氏(安乐)二家，同出于胡毋生和董仲舒；武帝时立《春秋公羊》博士，宣帝时分立严氏、颜氏为博士；《谷梁传》出于瑕丘江公，宣帝时立为博士，一说未立。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的公羊学最适合统治者的需要，有特别尊显的地位。元帝以后，君权衰落，今文经学也随着式微。哀帝、平帝之际，谶纬盛行，今文经学又与之结合，经说的内容更为空疏荒诞。

    汉代出现的先秦经籍，相传或出于孔壁，或发自中秘，或献自民间，经文都用秦以前的古文字书写，故称为古文经，其中《易》有《费氏(直)易》，《书》有《古文尚书》，《诗》有《毛诗》，《礼》有《逸礼》和《周官》，《春秋》有《左氏传》。古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识古”，详于训诂，局限于探索经文本义，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发挥。但在认辨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主要著作有《尔雅》和《说文解字》。

    哀帝建平时，刘歆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于学官，以与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与五经博士讨论，但博士们多不赞成，或不肯表示意见，或说《尚书》二十九篇已完备，或说左氏不传《春秋》。刘歆写了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指出今文经传残缺，古文经传可靠，正可补充今文的残缺。措词激烈，遭到今文家们的怨恨和猛烈攻击，其主张没有实现。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双方争论前后延续了近两百年。王莽当权时，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乐经》为博士，《周官经》六篇也立为博士。东汉光武帝时，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十四博士。建武年间，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遭到今文家的激烈反对，不久废去。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容上胜过今文，再加上章帝于建初元年(公元76)令贾逵自选《公羊》严、颜的高才生二十人教授《左氏》，八年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业《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又任贾逵的弟子为郎官，学者都欣欣向慕，古文经学的传播日益广泛。东汉最有名的学者，如贾逵、服虔、马融、郑玄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东汉中叶以后，博士人选，亦不如西汉严格，古文家可以任今文学博士，如周防以治《古文尚书》为博士，卢植通经今古文学为博士。汉末，董卓之乱以后，博士失职守近三十年，今文学遂日益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