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

    中国历史上统一国家或地方政权的首都。又称都、都城、国都、京城。京都既是某一王朝的政治中心，也往往是其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它的设置应该比较稳定。但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向外拓张形势的需要，京都常常从旧都迁往更为合适的新地。在中国历史上，不仅许多政权在自身发展中经历了京都位置的逐步转移，而且从整体看，历代京都还呈现出先以东西向迁移为主，后以南北向交替的位置变换。

    京都的迁移还必须考虑各种地理因素：①京都应建立在经济发达、富饶的地区，以维持统治集团的物质需要；②京都应选择全国居中的地理位置，或有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以利政令四达，制内御外；③京都应选择凭险可守的自然条件，以使其不为外力摧毁，国家长治久安。历史上任何政权都城位置的选择都不可能完全符合上述三方面条件，而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相对有利的地点，所以都城的选定往往反映该时期总的形势。反之，都城一旦确定，也对整个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先秦都城 　夏代是中国国家形成的标志，也是中国都城出现的开端。传说中的夏都有：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东北)、斟(今河南登封西北)、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老丘(今河南开封东北)、西河(今河南汤阴东北)等地。分布在豫西颍河上游、伊洛盆地、豫北和晋南汾河下游、涑水地区，迁移不定。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发现两个工程量很大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普通居址遗址、作坊遗址、窖穴和墓葬群，与夏文化时代相当，可能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座都城。公元前16世纪商汤(即汤)灭夏，始建都于亳(今山东曹县东南)。其先，商人都城已有过八次迁徙，此后又有六迁，为嚣(今河南荥阳东北)、相(今河南内黄东南)、邢(今河南温县东北)、庇(今山东郓城)、奄(今山东曲阜)、殷(今河南安阳)。盘庚迁殷之后，凡二百七十三年，商都未再迁移，直至晚商帝乙二十年(前1065)移处离宫朝歌(今河南淇县)。殷是商代鼎盛时期的国都，为研究中国奴隶社会都城提供了最早而且较为完整的实例。

    周代的都城也经历了数次迁移，从黄土高原一步步移到渭河谷地，“作邑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周武王继位，以丰京地狭，迁都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斗门镇)，惟留宗庙于丰京，通称丰镐，“周王居之，诸侯宗之”，故镐京又称宗周。西周王朝以镐京为中心，分封诸侯，发布政令，集各地工匠于此制作，三百年间，是周王朝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都会。武王克商之际，曾“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管、蔡、武庚谋乱，周公东征，为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成王五年营建新邑于洛水北岸，作为东都，称作“洛邑”(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并于城东营建军事城堡，监控“顽民”，史称“成周”(今洛阳市东汉魏故城)。洛邑成周因居天下之中，道里均衡，便于四方诸侯入贡。成王自镐京移居此城，迁九鼎以示国家社稷，使洛邑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和礼仪祭祀中心，俨然为西周王朝的陪都。公元前771年，周幽王为犬戎所俘，次年，平王东迁，都于洛邑，称“王城”，改原成周为下都，二城交替为都。周代推行二都制是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一大创举，多为后世所效法。

    东周列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带来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分离，以及人口繁聚，从而促进城市的兴起。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争霸，列国纷纷筑城设防，营造都邑，形成一批大大小小诸侯国君居处的列国都城。国都的命运同各诸侯国家的命运紧紧相系，所谓“城破国亡”即此含义。列国都城也有一个选址和迁徙的过程，是各诸侯势力消长，争夺更有利于自身发展，欲与外界交往，不安于局促一隅的反映(列国都城见附表)。

    早期中国都城大多选择平原内的岗丘或两种地貌景观(山地、平原)的接触地带，而且依附于一条河流。夏、商、周三代相继，又皆屡次迁都，地望虽难确指，却未曾脱离黄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就是早期都城位置的选择重视肥沃富庶区域之所致。商代后期长期都殷，两周分别以关中、洛阳盆地为政权中心，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建都史前期以黄河为轴线东西迁摆的格局。

    秦至北宋的主要都城 　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直至12世纪初赵宋政权南渡的一千三百多年间，统一政权和统治中国北方较大地区的政权，皆以长安、洛阳、开封或邺作为都城；建康只在南北分治对立时期作为中国南方政权的都城；而十六国和五代十国割据政权的都城存在的相对时间均不长。这一时期国都的迁移，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的长安、洛阳、开封、邺间做东西轴向的摆动。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上述地区自然环境和全国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8世纪以前中原地区沃野千里，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能为都城提供可靠的经济倚托。一个政权若能有效地掌握这片地区，就足以控制全国。

    长安的建都时间最长，影响也最大。关中盆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阻三面而守，东出足以制内，有扼拊亢背之势；当来自西北方面的匈奴、突厥和吐蕃先后构成主要威胁时，择都关中还便于抵御外侮，向西北开拓疆土，故西汉、隋唐皆定都长安，于制内御外都屡有建树。关中之不足，在于脱离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土地有限，物产所出难以满足京师及西北边防用度，惟借运河转漕，劳费不止。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河朔联兵，拒不纳赋，京师所需只得取自千里之外的江淮地区，加之长安屡遭兵燹，破败不堪，作为国都的地位就难维持了。

    洛阳，曾为九朝古都。伊洛盆地有关河之固，具备凭险以守的建都条件，土地虽不如关中广袤，却靠近物产丰富、经济发达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兼有水陆转输之便，少有乏粮之忧。隋唐两代营建洛阳为东都，以居洛为常，被时人戏作“逐粮天子”，正是看重洛阳地理适中，便于集聚贡赋。伊洛盆地的优势还不止于形胜、居中，更主要的是有利于南进，凡有南窥江汉，欲吞诸夏之势者(如曹氏、拓跋魏)必都洛阳。但是洛阳偏离西北边防，难于照应，使东汉、西晋对西北的经略总有鞭长未及之感。

    邺， 地处公元8世纪以前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山东”太行山以东黄河下游平原地区的中心，虽然无险可守，却得利于兼备经济优势和水陆交通之便，而为那些控制山东地区却不能掩有整个中国的政权看重，选作首都。自曹操攻灭袁绍、平定北方，离开经营多年的兖州、许昌而都邺，至公元 580年邺城被隋文帝杨坚焚毁，邺作过近一百年北方较大地区政权的首都。若把殷商包括在内，则有三百七十年国都的历史。邺亦曾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南下的跳板，并与洛都腹背相倚，关系颇为特殊。倚邺助洛易图南进，但据邺也能制洛，以洛制邺则难矣。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多有反映。

    开封为都始于五代。中晚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下游移向江南，东北契丹的兴起使中原政权的主要边患不再来自西北，依靠江南物资支撑而又漕运不济的关中屡遭战火摧残，日趋衰落，已丧失择都条件。于是，以北控燕赵、南通江淮、舟车辐辏、人庶浩繁为优势的开封遂取代长安、洛阳，成为五代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首都。如果包括金朝末年躲避蒙古压力从中都(今北京市)迁都于此，开封建都历时二百二十一年。开封之兴起主要得利于水陆交通之便，城市盛衰与运河通塞息息相关。开封四野平畴万里，无险可守，除加强城垣防御性建设之外，只好悉举天下之兵宿于畿甸。北宋一代，冗费俱增，国家始终处于积贫积弱之势，与定都开封，不得不依赖“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分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大多以所在州(郡)的治所为国都。如十六国时成汉立国益州，以成都为都城；前凉据有凉州，以姑臧为都。各割据政权一般只设国都而无陪都之制。

    南宋至清的主要都城 　公元12世纪，金兵南下，开封失守，赵宋政权仓惶南迁。几经奔波，落脚于杭州，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正式以临安府为南宋都城，但以“行在”称之(见北宋四京与南宋行在)。金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自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迁都原辽南京析津府所在地燕京(今北京)，定名中都大兴府。宋金南北对峙，开始了中国历代建都史以都城位置偏于东部近海地区、南北相互演替的时期。

    杭州，自吴越钱氏立国定都至南宋灭亡，先后作过两朝二百余年的都城。其建都条件既不因位置居中，也无险要地势可以凭借，而是由于地处“苏湖熟、天下足”的全国经济重心，不愁供给；江南运河的疏凿使杭州襟江带河成为东南交通的枢纽，“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加上将台、凤凰、吴山、万松岭等一连串冈阜，居高临下，提供了营造宫室的理想地址。正是雄厚的经济力量，竟然使择都杭州的南宋偏安了一百多年。

    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皆定都北京，历时六百年之久。至于南京，虽然邻近富庶的江南地区，又有大江之险为其屏障，足以建都而守其国，然而长江巨防毕竟只能“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适于保东南半壁江山。东晋南朝择都建康故能多延岁月，若图南北一统，则显得难于驾驭。而北京，南抚中原，北连朔漠，地处华北平原同东北地区和蒙古草原交通联系的门户，依山带海，形胜可恃。当统一王朝由北方民族建立或外界威胁主要来自东北方向时，定都北京具有维系祖庭、关系国运的重要意义。因而北京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维持时间最长的京都。但是北京也有不利的一面，其远离富庶的江南经济区，使元、明、清三代始终为解决都城的供给问题而费尽心力，并因此而产生诸多政治问题。

    民国都城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定都南京，4月迁都北京。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又定都南京。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一度迁都洛阳，至同年11月迁回。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迁都重庆，并定重庆为陪都。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还都南京，至1949年 4月23日南京解放(见民国都城)。

    陪都制度 　设辅京、陪都是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重要特点之一。西周于镐京之外营建东都洛邑，以后历代继踵相袭。历代设立辅京陪都，原因大致有:①作为京都职能的补充，如西周镐京与洛邑、隋唐长安与洛阳、明代南北二京。②示尊崇兴王发祥之基，如唐北都太原府(今太原西南晋源镇)、北宋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③南狩避难之地，如唐南京成都府。④中兴驻跸之所，如唐西京凤翔府。⑤祖陵故里之区，如明中都凤阳府(今安徽凤阳)、清留都盛京(今辽宁沈阳)。⑥仅仅作为一种形式，如按方位设东西南北四京四辅，并不都起陪都的作用，其选择亦随首都位置的转移而变换，如后唐同光元年 (923)都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建东京兴唐府，以东原府为西京，升镇州(今河北正定)为真定府，建北都；后又以太原为北都，以洛阳为西京；迁都洛阳以后，又改东京为邺都。北宋都开封，则以应天府为南京，河南府(今洛阳)为西京，大名府为北京，与东京开封府合称四京。辽代以临潢府为上京(今辽宁巴林左旗南)、辽阳府为东京(今辽宁辽阳)、析津府为南京(今北京市西南)、大同府为西京(今山西大同)，又建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号称辽五京。金朝迁中都大兴府(今北京)以后，改辽中京为北京，原北宋都城开封为南京，加上京会宁府亦称五京。

    中国历史上陪都位置的分布变化受首都位置迁移的影响，京都位置作东西轴向摆动时，陪都亦呈东西对应分布；京都东移近海时，京都同陪都位置常常南北互置，以有所照应。辅京则多环置首都四围以示拱卫。辅京陪都的出现对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置与废离产生一定的影响。

    京都的形制 　早期的中国都城多由祭祀中心发展而来，宫殿、宗庙、祭祀地等王室起居和礼仪建筑占城市很大比重，与普通民居、手工作坊错落有别。宫城有垣，但整个都城并不以有无城垣为标志。西周开始有都城事先经过规划设计而后建的记载。成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周礼·考工记》代表了早期中国都城规划的设计思想，其中方形城垣，以坐北朝南为宫殿主体，突出中轴线，左右对称布局，是崇拜天神地母、祭祀祖先的礼制原则与中原地区季风气候环境相结合的产物，从而框定了中国历代都城建筑形制的主导方向和原则。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都城军事防御色彩突出，普遍夯筑近方形的城垣，整个城市内选择较高地理位置的宫城和郭城两部分组成。宫城内为国君所居，建有高大的建筑群；官署、民居和手工作坊分布在宫城之外的郭城内。

    秦汉以后，中国都城建筑形制逐渐规范化，并向封闭的里坊制方向发展，唐朝前期达到顶峰。这是这一时期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城市商业发展缓慢的结果。两汉都城以宫殿占据城市主体，并用围墙将宫殿、闾里、衙署、武库、作坊、市场等城市功能区隔离，使整个城市趋于密封，体现了既遵守礼制，又适应帝王政治和生活上的需要。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都城的宫苑偏于城市北部或西北隅，分建宫城、皇城和外郭三重城垣，以加强防卫；民居、官衙、寺观被局限在皇城以外的郭城内，用高大的坊墙围成若干封闭的长方形或方形坊区，以助于强化对市民的控制。市肆集中在一二个坊内，由官府统一管理，定时启闭。整个城市呈现棋盘格状封闭式的格局。

    晚唐五代，随着广泛实行租佃，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城市人口激增。城市民营商业、手工业发展，物资交流频繁，临街开店，夜市盛行，新的买卖区出现在官府限定的“市场”以外，这些城市商业活动的加强，开始突破城垣和城墙的限制，从根本上动摇了封闭的坊市制度。北宋都城开封城市平面布局以开放的纵街长巷一改盛行数百年之久的封闭的里坊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都城布局形制变革的先声。开封的宫城位于全城中央，使纵贯全城的中轴线愈加突出。

    元代大都城的规划设计虽然第一次实现了《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左祖右社”营建国都的部分原则，但是城市整体布局仍然是北宋以来逐渐出现的开放式街巷制变革的发展与继续。明清二代都城北京的建筑规划更进一步突出了宫城在整个城市中的中心地位，南北中轴线与宫城前的横街形成一个“T”字形宫廷广场，中央官署依次集中在宫城前的中轴线两侧，是王朝时代皇权至上主题思想在都城规划的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而北京城街道和市场的分布，却又标志着中国都城由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的最终完成。

    参考书目

    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历史教学问题》1982年第1、2期。

    史念海：《我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6。

    侯仁之：《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规划》1984年第3期。

    叶骁军、朱士光：《试论我国历史上陪都制的形成与作用》，《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