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都市

    隋唐时期，伴随着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统一国家的重建，都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长安和东都洛阳，较前代更加繁荣；过去一些地方性的政治军事中心，成为较大的工商业城市；在沿海市镇及内地水陆要冲，也出现了若干国内外贸易的都会。隋唐时期比较著名的都市有长安、洛阳、开封、成都、扬州、广州、明州、泉州等，其中洛阳和开封，五代时曾是不同政权的都城。

    长安 　隋唐两代首都。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命高颎、宇文恺等在汉代长安故城东南二十里，龙首原之南规划创建新都，次年迁入。因文帝曾被封为大兴郡公，遂定名大兴城。唐初长安称京城，天宝元年(742)改称西京。这个时期的长安也是隋前期的雍州、炀帝时的京兆郡、唐初的雍州和开元以后京兆府的治所。

    全城分宫城、皇城、外郭城三部分。宫城居北，为皇宫所在；皇城居宫城南，为各官衙所在；外郭城居宫城、皇城的东、南、西三面，为官民住宅及工商市肆所在。全城呈规整长方形，周长三万六千七百米，南北长八千六百米，东西宽九千七百米，面积约为八十四平方公里。

    隋代兴修大兴城是先建宫城和皇城，后建外郭城。因土城易崩塌，隋炀帝大业九年 (613)、唐高宗永徽五年(654)及玄宗开元十八年(730)都曾修筑外郭城。唐代除增建大明宫、兴庆宫外，对大兴城规制无大改动。

    外郭城即京师城，共设十三门，东、西、南各三门，均建高大门楼。南面正门明德门最为宏伟，有五个门道，两旁门道为平时官民出入通道，中间三门道仅供皇帝通行。其余各门均为三门道。北面四门，三个在宫城之西，只有兴安门在宫城以东，本是通禁苑的北门，唐建大明宫后，则成为大明宫南面五门之一。

    宫城居都城北部正中，为规整长方形，周长八千六百米，面积约四点四平方公里。太极宫(隋名大兴宫)居宫城中央，宫城东部为太子的东宫，西部为宫女居住的掖庭宫，掖庭宫的北部为太仓所在，南部为内侍省所在。宫城南面五门，正中为承天门，南临横街，宽三百步(四百四十一米)，是元正、冬至、设宴、赦罪等举行“外朝”的地方。太极宫前殿太极殿是皇帝日常接见群臣的“中朝”所在，两侧分设中书省、门下省等机构。北面的两仪殿(隋名中华殿)是皇帝和少数大臣议政的“内朝”处所，两侧为皇帝寝宫。宫城北面三门，玄武门居中，驻重兵保护皇宫。武德九年(626)六月，李世民与兄李建成争夺皇位的“玄武门之变”即发生于此。

    皇城位于宫城南面，平面亦成规整长方形，周围九千二百米，面积五点二平方公里。北面无墙，与宫城以横街相隔。城内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其间分列中央衙署及太庙、社稷。南面正门朱雀门与承天门及外郭城的明德门在一线上(见彩图)。

长安城明德门遗址 陕西西安

长安城明德门复原图

长安城中最重要的朱雀大街即因此门得名，因起于承天门，亦名“天街”。

    全城有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其中贯穿于城门间的干道各三条，号称六街，街面宽广，两侧均有整齐水沟。二十五条大街将全城分为一百零八个坊(隋称里，大明宫、兴庆宫建后为一百零九坊)及两个市，形成棋盘式网形方格，如白居易所称：“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以朱雀大街为界，东半五十四坊及东市属万年县，西半五十五坊及西市属长安县。

    坊(里)是居民住宅区，各坊均有名称，成正方或长方形。宫城、皇城两侧的坊面积较大，皇城以南的坊面积较小。坊四面有墙，除朱雀大街两侧的坊仅东西两门、坊中仅一条东西向街以外，其余各坊均四面各开一门。坊门开关有定时。坊内街巷纵横，分为十六个小区。坊内除官民住宅外，还有官衙、寺观。寺观分布尤广，天宝前城内有僧寺六十四、尼寺二十七、道观十六、胡祆寺四、波斯寺二，天宝后续有增加。寺观占地甚广，如兴善寺和昊天观等都各占一坊之地。宫城、皇城及大明宫、兴庆宫附近各坊多为王公大臣和宦官所居，十分繁华。南郭近南城门一带各坊居民稀少，颇多空地。

    东市(隋称都会市)和西市(隋称利人市)为工商区，分设于皇城东南和西南，各占两坊之地，面积约一平方公里。两市均呈方形，四周筑墙各开两门，内设宽十六米的南北向、东西向街各两条，交叉成井字形，将市分为九区。区内店铺(肆)密布，临街而设，有两百二十(一说一百二十)行之多，有饮食店、珠宝店和手工业作坊等。街两侧均有砖砌水沟。管理两市的衙署分别设在市正中一区内。

唐长安城西市北街及南仙水沟遗址

大明宫麟德殿遗址

    贞观八年 (634)唐太宗李世民在宫城东北龙首原上建永安宫，供太上皇(唐高祖李渊)避暑使用。次年改名大明宫。高宗以太极宫湫湿，于龙朔二年(662)加以扩建，又称蓬莱宫，次年即迁入。从此，大明宫取代太极宫，成为唐朝主要宫廷，除玄宗外，诸帝都在此居住听政。因在皇城内，又称东内，太极宫则称西内。大明宫周围七千六百米，面积约三点二平方公里。宫城南面五门，以居中丹凤门为正门，皇帝常在此宣布改元、大赦等重大政事，门南有丹凤门大街，宽一百二十步(约一百七十六米)。北面居中为玄武门，与夹城重玄门相对。东一门称左银台门，西两门，南为右银台门，北为九仙门，东西门外分别驻有左右三军，他们是禁卫宫廷的禁军，即六军。重玄门内有统领禁军的北衙。中唐后，北衙为宦官掌握，他们干预朝政，甚至废立皇帝，十分嚣张。

大明宫麟德殿复原图

    大明宫正殿为含元殿，是举行重大庆典和朝会之地，建于丹凤门正北龙首原南沿上，殿基高出平地十五米，由此可俯视长安城。殿前向南伸出三条平行的阶道，长七十八米，称为“龙尾道”。殿北为宣政殿和紫宸殿，分别为常朝之处及内朝正殿，三殿在同一中轴线上。宫西部的麟德殿是举行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之处。宫的北部中央，龙首原北坡下有著名的太液池，环池有游廊四百间，从池北至玄武门，有殿堂楼阁多处，是宫内园林风景区。

    兴庆宫在东郭。开元二年，唐玄宗李隆基于旧居兴庆坊置宫，因名兴庆宫。十四年又取永嘉、胜业两坊之半扩建。玄宗于此起居听政。因在大明、太极宫之南，又称南内。平面呈长方形，周围四千六百米。四面设门，以西面兴庆门为正门。主要建筑有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等。玄宗为便于往来，沿长安城外郭东墙筑夹城，北通大明宫，南通芙蓉园。皇帝及其侍从潜行夹城中，外人不知。

    芙蓉园在外郭城东南隅墙外，周围有墙，长约七千米。曲江在园西部，周长约四千米。这里园林明媚，风景秀丽，是著名的游览胜地。

    为城市和宫苑的用水和美化，隋初凿龙首、永安、清明三渠，分别引浐、交、泬水入城。唐武德六年颜旭又开渠引南山水入京城。天宝初又凿漕渠，分潏水入金光门，注西市，后又引入宫城，以流输南山木材、薪炭。

    隋唐长安城不仅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当时世界闻名的大都会，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亚洲各国的使节、商人、僧侣经常往来于长安，国内各族及邻国常派子弟来留学。长安城的建筑规制也为国内少数族地方政权及外国所仿效，如渤海的上京、日本的平安京即系仿长安建造。

    长安自安史之乱以后迭遭兵燹破坏，往往在乱定后又基本恢复。但是到了昭宗天祐元年(904)，朱温迫昭宗迁都洛阳，拆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木浮渭沿河而下，因而遭到了毁灭性的彻底破坏。此后历朝不再在此建都，未再谋求恢复。在昭宗东迁的同年，朱温移佑国军于长安，以韩建为节度使，韩另筑一大大缩小了的新城于原皇城及部分宫城旧址，基本上即今西安城。自宋以后，城南的隋唐遗迹一直成为人们的游览胜地。

    洛阳 　隋唐时仅次于长安的全国政治中心。隋炀帝和武周时，并曾取代长安成为首都。五代后梁、后唐也曾建都于此。

    这个时期洛阳城是河南、洛阳两县的治所，又是隋前期的洛州、大业(605～618)初的豫州、大业三年后的河南郡、唐初的洛州、开元(713～741)以后的河南府的治所。

    隋开皇元年(581)因北周旧制置洛州总管府于此，改东京六府为东京尚书省。其年，罢东京。二年，置河南道行台省。三年，罢行台。仁寿四年(604)隋炀帝杨广即位，诏以洛阳为东京；大业二年移都于此。此后长安虽仍居京师之名，朝廷百司常驻东京，成为实际上的首都。五年，东京改称东都。十四年，炀帝被杀于江都，东都官员奉越王侗(炀帝孙)即帝位；次年，王世充废杨侗自立，建号郑，改洛州为司州。

    唐武德四年 (621)平王世充，复为洛州，置总管府。其年，罢府，置陕东道大行台。九年，罢台，置洛州都督府；贞观十八年(644)罢府。显庆二年(657)，置东都于此，官司准长安。此后高宗常往来于长安、洛阳间， 以此两处为他的“东西二宅”。武则天称制，光宅元年(684)改东都为神都，遂定为首都。神龙元年(705)中宗即位，复称东都，次年才迁回长安。玄宗在开元二十四年前曾五次居洛阳，合计将近十年。此后乃定居长安。天宝元年(742)，改东都为东京。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建号为燕，都曾以洛阳为都城。平乱后，唐仍以洛阳为陪都，称东都。天祐元年，(904)朱温迫昭宗迁都洛阳，但其时中原的实际政治中心已在宣武军节度使梁王朱温的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洛阳只作了三年名义上的首都。

    洛阳在五代后梁时称为西都，后晋、后汉、后周时称为西京，其时的首都是东都(京)开封，洛阳是陪都。后梁开平三年(909)初至乾化三年(913)初曾迁都洛阳四年，后晋天福二年(937)也曾因后唐之旧都洛几个月。

    隋初，建于汉晋的洛阳城已颓毁，炀帝下诏营东京，因于旧城西十八里另择新址：北倚邙山，南对伊阙，跨洛水南北、瀍水东西。设计者仍为设计大兴城(隋长安)的宇文恺。大业元年三月开工，二年正月建成。宇文恺揣测炀帝心存宏侈，故洛阳城阙宫室的壮丽，有过于长安。为了充实这个新都，炀帝下令移来了“豫州郭下”(即旧洛阳城)居民和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又征集天下鹰师万余人，魏、齐、周、陈各朝的乐人等等，毕集于此。又以此为中心，开凿了一个东南经河淮、江淮间平原通向太湖、浙江，东北经河北平原达于涿郡(今北京)，西通关中的巨大运河系统。因而洛阳作为隋的首都历时虽短暂，却曾极一时之盛。隋唐之际，经大业十三年李密攻东都和唐武德四年李世民攻王世充两次兵燹，宫殿于城破时多被焚毁，居民于围城中多饿死，都市繁荣受到了巨大摧残。

    唐代自贞观至开元天宝间，城郭宫阙经太宗、高宗、武则天的修缮增筑而日益壮丽。由于武则天“徙关内雍、同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数十万户多数应被安插在洛阳郊区，移入城内的不多)，又因仕宦或从事工商业而陆续自动移来的人口很多，居民迅速大量增加。居民中还杂有为数可观的外国商人。所以延载元年(694)蕃客商胡竟能“聚钱百万亿”为武则天铸铜铁“天枢”铭纪功德。

    盛唐洛阳的繁盛遭到安史之乱的毁灭性破坏，特别在至德二载(757)、宝应元年(762)两次收复洛阳时，军士大肆焚掠；后一次“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所过虏掠，三月乃已。比屋荡尽，士民皆衣纸”，“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乱后虽然经历了百多年的承平，洛阳终未能再现盛唐的景况。到了唐末，又遭到一次极大破坏。光启元年(885)秦宗权部将孙儒攻入洛阳， 大烧大掠， 至“城中寂无鸡犬”、“四野俱无耕者”。后经河南尹张全义招怀流散，逐渐有所恢复。天祐元年朱全忠命张全义修缮宫室，迫昭宗迁都于此，这些宫室的规模甚至还不如全盛时的公卿第舍。后唐同光(923～926)中乃别有营建。

东都洛阳皇城右掖门门道

    隋建洛阳城并未采用长安那样以宫城、皇城居中轴北部，街坊左右对称的格局，而是宫城皇城位于全城西北隅地势较高处，布列街坊于其东南，大部分在洛南，一部分在洛北，格局不规整。入唐虽有局部改建，基本格局不变。唐洛阳城由宫城、皇城、东城、都城(外郭城)等几个城组成，周迴六十余里(近年勘测为两万七千五百一十六米)。宫城居西北，东西四里余，南北二里余，四周十三里余(勘测遗址实为五千六百五十五米)，高四丈八尺。皇城从东、南、西三面环绕宫城，东西五里余，南北三里余，三面共长十三里余，高三丈七尺。东城在宫城皇城之东，东墙长四里余，南北各一里余，高三丈五尺。宫城正门为应天门，正殿为含元殿，另有殿、台、堂、院数十处和中书省、门下省、宏文馆、史馆等廨署。皇城和东城内列置社、庙及省、寺、监、府、卫、坊、局等百司。皇城的西墙即外郭城的洛北部分。宫城之北又有曜仪城、圆壁城以居妃嫔。东城之北是积贮粮食的含嘉仓城。圆壁城、含嘉城的北墙亦即外郭城北墙的西段。

    含嘉仓城经发掘实测，东西长六百一十二米，南北长七百五十二米，面积四十六万多平方米。仓窑约四百余座。据记载，天宝中贮粮共五百八十余万石，将近全国主要粮仓贮粮总数的一半。

    都城即外郭城的南墙、东墙和含嘉城以东的北墙、皇城以南的西墙，隋时仅有短垣，武周长寿二年(693)筑城，长约五十里，高一丈八尺，号称金城。城内纵横各十街。自皇城的正门(端门)向南过洛水上的天津桥，抵都城的正门(定鼎门)的定鼎街，或称天门街、天街，宽一百步，长七里一百三十七步，是全城的主干大街。东西向干道是洛北自东城宣仁门抵都城上东门和洛南都城建春门内的大街，各宽七十五步。此外各街或宽六十二步，或宽三十五步。每两条直街和两条横街之间一般就是一个坊，也有分割成为二坊的。全城共一百一十三坊，大坊纵横各三百步，内开十字街，四面开门出入。小坊则只设一街两门。坊内皆第宅、寺观、祠庙、园亭，杂以廨署。又有南、北、西三市，市内店肆骈列，货物山积。除洛水、伊水、瀍水外，城内又有通济、通津、运、漕等渠，故给水便利，航运通畅。漕渠东连汴河，为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

    都城之西为禁苑，西至孝水，北背邙山，南距非山，周一百二十里，中有离宫亭观十四所。苑东有上阳宫，东接皇城，南临洛水，西距穀水，上元(674～676)中造，高宗晚年常居此听政。上阳之西隔穀水有西上阳宫。水上架虹梁以通往来。

    开封 　北周时名汴州。隋初因之，大业初州废。唐武德四年(621)复置，天宝元年(742)改称陈留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汴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升为东都开封府，是为都城。其后虽一度迁都洛阳，开封改为陪都，但都、府名称不废。后唐都洛阳，同光元年(923)罢东京开封府，降为汴州。后晋天福三年(938)复都汴州，又建为东京开封府。自此历后汉、后周入宋，因袭不变。唐廷和元年(712)始，以浚仪、开封两县为附郭，故址在今河南开封市。

    自隋开通济渠，汴州因“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扼漕运要冲，而逐步发展成为联系南北漕运的枢纽，成为资用富饶的水陆都会。唐载初元年(694)在开封县境开湛渠，引汴渠注白沟，“以通曹、兖赋租”。中唐以后，朝廷财赋多仰给江南，汴渠成了唐廷的生命线，其地位更加重要。为确保江南漕运畅通和备御强藩作乱，唐廷从天宝十四载起，先后以河南、淮西、永平、宣武军节度使驻此，汴州遂又成为中原的重要军镇。建中四年(783)十二月，叛藩李希烈陷汴州，次年正月以汴州为大梁府，称楚帝。时漕路被切断，关中饥馑，朝野震恐(见运河)。唐末，宣武军节度使朱温以汴州为根据地，称雄中原，后篡唐称帝，建都于此。自此终五代，汴州长期为都置府，成为中原朝廷的政治中心。

    五代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建都于此。开封虽长期为中原地区的水运枢纽和政治中心，但由于战火频仍，发展缓慢；赖以发达的汴渠，也因唐末战乱，长期失修而壅塞、淤浅。这种局面至五代末才出现转机。

    唐时汴州城仅周五里，为节度使的牙城。建中二年(781)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增筑罗城，周二十余里。周世宗励精图治，显德二年(955)因京城迫隘，“诏展外城”。规定先立标帜，等冬末春初农闲时施工。又规定，今后凡墓葬、窑灶、草市，须迁于标帜七里之外，标帜内先由官府划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尔后听任百姓营造；街道改直放宽，主干道达三十步以上。三年正月，发十余万民正式动工兴建，周四十八里。由京城都巡检韩通总其事。至此，开封府有三重：宫城即唐牙城，内城即唐建中二年后罗城，外城即此次新筑。此外，又修复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水道网。显德二年疏通汴水自埇桥至泗州的污泽。四年疏汴水，北入五丈河，又东北达于济，“自是齐、鲁之舟楫，皆至京”。五年浚汴口，导黄入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六年，疏汴水入蔡河，又浚五丈河。水道网的修复和都城的拓建，为宋都开封的高度繁荣创造了条件。

    扬州 　隋唐时东南水利交通枢纽，也是重要的国内外贸易都会。隋开皇九年(589)平陈，改吴州为扬州；大业初改为江都郡。唐武德时复为扬州，天宝元年(742)改为广陵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扬州。五代吴、南唐时为江都府；周世宗取淮南，复为扬州。长期辖有今江苏扬州市及南通市部分地区，附郭为江都、江阳两县，故址即今扬州市区。

    隋统一全国以后，因扬州居长江与运河的交会处，江淮物资皆在此集储北运，从而促使城市迅速繁荣。隋炀帝曾三次巡幸至此，营建江都宫等宫苑，并定制江都太守品秩与长安、洛阳两都的京兆尹、河南尹相同。

    隋唐的扬州代替了六朝建康(今江苏南京)的地位，成为长江下游最大的政治中心。隋置总管府，唐置都督府、大都督府于此。开元二十一年(733)又以为淮南道采访使治所。至德以后，置淮南节度使治此，领淮南江北诸州。既为财赋所聚，镇此者多一代名臣，如杜佑、李吉甫、裴度、牛僧孺、李德裕等。唐末为杨行密所据，封吴王，入五代，吴尽有淮南及江南东西道之地，而权归徐温、徐知诰父子。天祚三年(937)李昪(徐知诰)代吴称帝(南唐)，定都江宁(今江苏南京)，长江下游的政治中心又回复六朝之旧；但江都仍称东都。

    安史之乱后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而江南的粮盐都先在扬州集中，然后起运北上或转输各地。大历以后盐铁转运使置巡院(扬子院)于此，督理漕运和盐铁催税事务。

    扬州在唐代既是全国最大的物资转运站和集散地，又是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容斋随笔》载：“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成都)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手工业产品以铜器，特别是铜镜最负盛名，丝织业、造船业也很发达。商贾不仅来自国内各地，又多蕃商。安史之乱后期，州城遭受了一次兵祸，被杀大食、波斯贾胡多至数千人。都市生活极度繁华，十里长街，市井相连，笙箫歌舞，通宵达旦。但至昭宗时经连续六年之久的兵火，“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这个“富庶甲天下”的城市遭到了惨酷的破坏，一度“庐舍焚荡，民户丧亡”。景福元年(892)以后，在杨行密较稳定而宽缓的统治之下，不久又渐复旧观。

    唐代扬州有大小两城：小城即牙(衙)城，在今扬州市西北蜀冈上，为官署所在；大城即罗城，在蜀冈之下，是市肆民居所在。据近年考古调查，牙、罗二城遗址南北总长六千五百米，东西最长处约三千五百米，与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截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三十里，基本吻合。

    成都 　隋唐五代时期西南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都会。隋文帝时称益州，炀帝大业三年(607)改称蜀郡，唐武德元年(618)称益州，天宝元年(742)又称蜀郡，至德二载 (757)因系“上皇”(玄宗)“南巡”之地(避安禄山叛军逃奔至此)，升为成都府，建号南京；上元元年 (760)罢南京。长期辖有今四川成都平原大部分地区；附郭在隋为成都一县，唐分置华阳县(初名蜀县)，即今成都市区。

    成都城既是腴美的成都平原，也是整个“天府之国”的巴蜀盆地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历代如此。隋唐五代时由于巴蜀遭受战乱较其他地区少，故唐代关中遇战乱，君臣往往逃奔至此，如安史之乱中的唐玄宗、黄巢入关后的僖宗和诗人杜甫。

    隋曾置西南道行台或总管府于此。唐初先后置总管府、西南道行台、都督府、大都督府于此。开元十五道采访使中的剑南道使治此。开元八节度及天宝十节度使中剑南节度使治此，领兵三万零九百人，其中一万四千人驻成都城内，西抗吐蕃，南抚蛮僚。至德后剑南分为东西两川节度，西川治此。唐末王建以西川节度使兼并东川、山南西二道，成都遂为“三川”首府，入五代为前蜀、后蜀都城。

    史载隋朝蜀郡一带是“水陆所凑，货殖所萃”；“人多工巧，绫锦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唐代以丝麻织物为主要贡品，又产蔗糖、金银器、瓷器，传统的蜀锦尤负盛誉。成都的繁荣在全国城市中可与扬州媲美，故有“扬一益二”之说；商人中并杂有波斯胡。文学艺术高度发达，五代时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中心。唐末市上已流行刻本书籍。五代时遍刻九经、文选及私家诗文集。后蜀又将九经和注刻石于成都学宫。

    旧城相传筑于战国时张仪，隋文帝封子秀为蜀王，杨秀附旧城增筑西南二隅，通广十里。唐乾符三年(876)西川节度使高骈筑罗城，周二十五里，开十门。后唐天成二年(927)孟知祥又展筑至四十二里。后蜀孟昶时在城上遍植芙蓉，此后成都城遂有芙蓉城之称，简称为蓉。

    太原 　唐五代时北方的政治、军事重镇。唐开元以后的太原府，原为隋文帝时的并州，炀帝大业三年(607)改为太原郡，唐武德元年(618)复为并州。 辖有相当今山西中部地区十余县之地，附郭为晋阳、太原两县，故址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晋源镇一带。

    太原据汾水上游，山川险固，本东魏北齐别都。隋文帝时或置并州总管，或置河北道行台于此。隋炀帝凿太行山自河北开驰道抵此，营晋阳宫，置留守，太原与涿郡(今北京)并称北边近塞的“一都之会”。隋末李渊即以太原留守乘隋乱起兵渡河入长安，抚定关陇，建立唐朝。

    唐初置总管府或大总管、大都督府于此。武周长寿元年(692)因并州为武氏故里，置为北都。中宗复国号为唐，罢北都。开元十一年(723)玄宗巡游至此，以州为王业所兴，复置北都，升并州为太原府。二十一年又以为河东道采访使治所。天宝元年(742)改北都为北京，上元二年(761)停京号，次年又称北都。

    开元十一年，设太原以北诸军节度使。十八年定制以太原尹、北都留守兼河东节度使，与朔方掎角以备突厥，为开元八节度及天宝十节度使之一，领兵五万五千人，在太原城内的天兵军兵三万人。

    天宝末安禄山为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但他未能实际控制太原，故他发动叛乱时唐朝即分朔方兵，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入太原，这是唐朝终于能平定叛乱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后太原一直是左右中原大局的雄镇。唐末二十余年间，李克用据之与朱全忠相抗衡。五代时，李存勗、石敬瑭、刘知远先后以河东节度使起兵夺取汴、洛，建立后唐、后晋、后汉政权。后周代后汉时，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又在此建北汉政权达二十九年，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时才被削平。

    唐太原城由西、东、中三城组成:汾水西为府城，是太原府、晋阳县的治所。城周二十七里，传说系西晋并州刺史刘琨所筑。城内又有大明城、新城、仓城三个小城。东城在汾水东，贞观十一年(637)李勣筑，是太原县的治所。中城武周时筑，连接东西二城，汾水贯城南流。三城都在宋平北汉时被毁。今晋源镇周围尚有城北村、古城营、东关村、东城角、南城角等村名，当为其遗址。

    府境饶铜铁矿，冶铸业发达。铜镜、铁镜为主要贡品。所产剪刀以锋利著称，杜甫有“焉得并州快剪刀”之句。地近边塞，突厥、沙陀常以马在此互市。

    广州 　唐五代时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口岸之一。隋唐时期的广州，隋仁寿元年(601)曾改名番州，隋大业三年(607)、唐天宝元年(742)曾两度改名南海郡；五代南汉时改名兴王府。长期辖有今广东珠江三角洲及东、西、北三江下游地区；附郭南海、番禺两县，即今广州市区珠江北岸中部。

    广州城是珠江三角洲乃至整个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秦汉以来即如此，隋唐五代时又有所发展。

    隋曾置总管府，唐初置总管府、大都督府于此，习称广府。唐永徽以后，广州都督除本管外兼辖桂、容、邕、交四都督所管，称岭南五府(或五管)经略使，统摄今广东、广西两省区和越南河静省以北等地。开元二十一年 (733)置岭南节度经略使，为八节度及天宝时十节度之一，又为开元所置十五道中的岭南道治所。至德元载(756)改称岭南节度使，咸通三年(862)岭南分东西两节度，东道节度使治广州。唐末为刘隐所据，五代时为南汉都城。

    据史书记载，当时此地“多犀象玳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唐代的广州造船、纺织、陶瓷、造纸等手工业很发达。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诗云：“白家家织，红蕉处处栽”，形象地描述了棉纺诸手工业的盛况。

    这一时期海上对外贸易空前繁荣。江面上停泊来自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婆罗门(指古印度)、波斯(今伊朗)、崑崙(今中印半岛南部及南洋诸岛一带)等处的“南海舶”，不知其数。运来的是象牙、犀角、香料、铜锭、海贝和各种宝物，换去的是绫、绢、丝、绵、瓷器之类。史载每日抵港的外国商船有时多达十余艘。贞元年间宰相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航路，南至佛逝(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诃陵(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至师子国、婆罗门，达于大食各地。实际上当时的航线应不止于大食，20世纪以来在东非、北非多处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中有晚唐陶瓷，其中当有不少是由广州起运的。唐曾在广州设置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征收舶脚税。外商多集中居住，设蕃长主领其事，协助政府解决有关纠纷。据 8世纪时到过唐朝的日本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广府有“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又据10世纪初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Ab Zaid)的记载， 9世纪后期广州的伊斯兰教、犹太教、景教、拜火教(见摩尼教)等教徒多达十二万，此数虽不可尽信，但外商人数很多是可以肯定的。

    唐代州城有三重，乾符六年 (879)毁于战火。天祐(904～907)中刘隐更筑，较前有所扩展。

    泉州 　唐五代时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口岸之一。隋开皇九年(589)改丰州为泉州，时州治闽县(今福建福州)，大致辖有今福建全省。唐圣历二年(699)分泉州南部置武荣州。景云二年(711)又改泉州为闽州，武荣州为泉州，因州北主山清源山(一名泉山)有孔泉而得名。天宝元年(742)曾改称清源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泉州。初治南安(今福建南安丰州)，开元八年(720)移治今泉州市，并置晋江为附郭县。

    唐代泉州城周围地区的湖、塘、陂、埭、淮(围)等农田水利工程相继出现，农业生产有显著发展。制瓷业十分发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仅晋江磁灶附近就发现了数处唐代窑址，其产品可与越窑青瓷媲美。属全国造船中心之一，又生产绢、纻、绵、丝、蕉、葛是该州的贡品。

    为了发展对外贸易，开元二十九年别驾赵颐贞整治港口，凿沟通舟楫，使海船可直达泉州城下。9世纪中叶阿拉伯著名地理学者伊本·胡尔达德比赫(Ibn-Khurdd-hbih)在《道里与诸国志》中指出，那时泉州和交州、广州、扬州同为中国对外四大贸易港，与阿拉伯、波斯和东南亚各国往来频繁。

    隋唐时代侨居泉州的外国人很多。传说武德(618～626)中阿拉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门徒四人来中国传教，其中两人便住在泉州，死后葬于东门外灵山，至今墓址犹存。中唐以后阿拉伯商人来居者更多，出现了“船到城添外国人”、“市井十洲人”的盛况。那些来泉州的外国人有使臣、商人和传教士，他们带来了香料和珠宝诸物，而贩回丝织品和瓷器等。

    五代闽政权时，泉州的农业、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等又有较大的发展。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任泉州刺史“凡三十年，仍岁丰稔，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因谓之招宝侍郎”。其时“陶器、铜铁，远泛蕃国，取金贝而返，民甚称便”。南唐灭闽后，留从效据有泉、漳二州，为了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扩建了泉州城。唐的泉州城(即子城)周仅三里，设四门，扩建后有七门，周长二十里，并且在城周环植刺桐树，此后，刺桐城和桐城成了泉州的别称。宋元时代外国商人、旅行家东来，常以刺桐一名载入其旅行日记，刺桐城自此驰名于世界。

    明州 　唐五代时中国对外贸易主要口岸之一。唐开元二十六年 (738)于县(今浙江宁波东南三十里)置明州，因境内有四明山得名。天宝元年(742)改称余姚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明州。长期辖有今宁波市市区及其辖县和舟山地区。大历六年 (771)移县治于三江口(今宁波市区)，长庆元年(821)，又移州治于此。五代吴越改县为鄞县。

    州城位于浙江宁绍平原东端，奉化、余姚、甬三江汇合处，可由甬江东出大海，又可沿余姚江往西，渡浙江与大运河航道连接。海港条件优越，腹地经济发达。自开元至大和(8世纪20年代至9世纪40年代)境内相继开置了溉田面积分别达八百顷、五百顷、四百顷的小江湖、西湖(即东钱湖)、广德湖，又修建了溉田数千顷的仲夏堰等水利工程，大大提高了当地的农业生产。造船等手工业有一定规模，可造“长二十丈，载六七百人”的大船。骨木镶嵌工艺驰名国内外。五代时城郊郭家畤一带发展成为著名的青瓷主要产地。

    海上交通以与日本来往为最多，自明州放洋，到九州北部，如遇顺风，一般只需一周至十天左右，为中日间最短航线。对日往来以开成(836～840)为断，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政治来往与文化交流为主，日本遣唐使和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常由此登陆或归国，如李白好友阿倍仲麻吕(晁衡)、名僧最澄法师、空海和尚均是。后期以货物贸易为主，唐末近七十年(839～907)内，中日间往来船舶确知在中国港口始发和登陆的有十六批，其中取道明州的占七批，居首位。输出品以瓷器为多，还有佛经、书籍、丝绸、药材等，输入有砂金、水银、绵等。五代十国时除了对日贸易继续发展外，又开始与高丽(今朝鲜)、东南亚、西亚等二十余国来往。唐五代明州港的繁荣，为宋元时期明州海上交通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