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术

    中国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

    方术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和科学知识所限，人们相信天主宰着一切人事，人间的统治者受命于天，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的变异，视为灾异和祥瑞的征兆。相传有“明堂羲和卜史”等官吏专门观天文、察时变、纪吉凶，用卜筮来传达天的意旨，并用祭祀来消灾祈福。在龙山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烧灼过用作占卜的兽骨，说明这时已有了预卜命运的占卜。商代的甲骨卜辞中，有许多日食、月食和风云雨雪及祭祀天时诸神的记录。周代认为天道与人事互相感应，人的行为能感应上帝，“天命靡常”，人君“敬德保民”，就能“祈天永命”。春秋时，人们把天上的十二星辰和二十八宿跟地上的州、国位置相对应，称为“分野”，以星宿的变异来比附州、国的吉凶，使得天人之间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殷、周之际出现的阴阳五行思想，到战国时广泛流行。讲阴阳的《周易》和讲五行的《洪范》都在这时成书。一切医卜星相都以阴阳五行为原则而推演。齐人邹衍把五行说附会到社会历史变动上去，提出“五德终始”说，用水、火、木、金、土的相生相克和终而复始的循环变化来说明王朝的兴替。燕人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等则修方仙道，自诩能把灵魂从躯体中解脱出去，能接近鬼神。于是燕、齐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讲神仙术的方士。他们宣称，渤海中有三神山：蓬莱、方丈和瀛洲。山上的宫阙都是用黄金和白银筑成的，住着长生的神仙，藏着不死的奇药。齐威王、齐宣王和燕昭王听信这些无稽之谈，多次派人入海去寻找，但回来的人总是说：三神山遥望如云，船到即沉入海底；靠近它，风就把它吹去。

东汉末年逢凶化吉的符咒木片符箓牌(摹本)　江苏高邮邵家沟出土

    秦始皇巡狩海上，信方士之说，派韩终等去求不死之药，去而无返。又派徐(即徐福)造大船，带五百名童男童女去寻求，也无结果。

    汉武帝好神仙方术，向往黄帝的成仙登天，齐人因此上疏言神怪奇方的竟达万余人，著名的有李少君、少翁、栾大、公孙卿等人。他们或入海寻求蓬莱，或候祠神仙，以博取利禄富贵，但均无效验，骗局时被揭穿。汉武帝听从田千秋的劝谏，于征和四年(前89)，悉罢诸方士求神仙之事。但他希望能遇到真正的神仙，对方士仍加以笼络。到汉成帝时，才在匡衡奏请下，罢去。后来由于汉哀帝常常生病，为了求福，又一度恢复，但一年之中祭祀三万七千次，一无效果。此后就衰歇了。

    汉武帝以后，一部分方士和儒生合流，制作图谶(见谶纬)，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儒家的经传。王莽和汉光武帝都加以利用而称帝。光武帝更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成为法定的经典，称图谶为“内学”，原来的经书则称为“外学”。另一部分方士则吸取黄、老和浮屠之说，宣扬符命灾异、吉凶占应、祈福禳灾、轮迴报应等，成为道教的先行者。汉顺帝时，宫崇奏上他的老师于吉在曲阳所得的“神书”《太平清领书》。今存的《太平经》即由此书演变而来，书中推崇图谶，并摭取了一些佛教的义理，以阴阳五行解释治国之道。

    用自然的变异来推测人事的吉凶祸福是唯心主义的，除去它附会的迷信观念外，其观察、记录和用阴阳五行来说明自然的变异，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现象及其变化规律；有的方士从事炼丹和神仙之术，也积累了不少化学和医药的知识。因此，方术可以说是“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幻想的一种联系”。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数、医药、化学是和方术交织在一起，并且是从方术内部发展起来的。因此，对古代流传下来的方术，需具体分析其内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并阐明其在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

东汉玉兔、羽人、瑞兽画像石　陕西绥德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