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进会

    清末由一部分长江中下游和南方几省的同盟会会员组织的革命团体。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同盟会领导人孙中山、黄兴致力于筹划在南方起义，屡不得手；东京本部因人事、意气和宗派的纠纷，组织日趋松散。若干籍隶长江中游数省、在会党中有较高地位的会员，如四川张百祥、湖北刘公、彭汉遗、湖南焦达峰、江西邓文湭等，认为同盟会“行动舒缓”，不重视在长江流域起义，因而倡议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以结纳会党为主，谋在长江发难。8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参加者有川、鄂、湘、赣、皖、浙、粤、桂、滇等省人士百余人，绝大多数是同盟会会员。当即发表白话、文言两个宣言，着重强调排满，宣言称:“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并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举张百祥任会长。张回国谋发展，邓文湭继任，加推居正任参谋，彭素民任文牍，何庆云、潘鼎新、孙武、袁麟阁、陈兆民、温尔烈分任交通、党务、参议、理财、调查、纠察各部部长。入会者逐渐增多。1909年(宣统元年)八月，邓文湭返国，刘公继为第三任会长。共进会虽自称为同盟会的“行动队”，但实际上是自行其是。在会章里，对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借口其意高深，不易为会党了解和接受而改为“平均人权”(近三十年来，史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大多数场合，共进会也基本上没有接受和奉行同盟会的指示和部署。所以，共进会成立时，谭人凤就力持不可，指出这是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的举动。

    1908年冬，孙武、焦达峰等先后返国，至武汉，约集一部分革命人士，于次年春设立共进会湖北分会，积极联络长江两岸会党，秘密编成五镇军队，由孙武任正督统，每镇设副督统分别统率。焦达峰嗣后返湘，在长沙设共进会湘部总会，并亲往浏阳、醴陵及江西萍乡等地与会党扩大联络，也仿湖北的作法，分别编成几镇。江西共进会则由邓文湭主持，以原有的反清小团体易知社为基础，扩大改名建成。共进会联络会党虽进展迅速，但在1909至1910年间，湖北、湖南先后有几处会党不受约束，轻率起事，致相继溃败，且使共进会的秘密活动有所暴露。孙武等领导人感到会党散漫难制，不易成事，于是将联络重点转向新军。

    1911年春，共进会重要成员邓玉麟在武昌设同兴酒楼为联络据点，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的活动取得长足的进展，与文学社并称新军中的两大革命团体。到该年初秋，文学社和共进会达成联合协议，组成统一指挥起义的领导机构，从而共同发动了10月10日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焦达峰领导的共进会和会党，参与了长沙起义，获得胜利，焦达峰被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江西共进会人参加了九江和南昌的起义。

    共进会的成立和活动虽具有分裂同盟会的迹象，但在武昌首义和湘、赣等省响应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后，由于多数领导人分别地同其他派别的人们从事筹组政党的活动，共进会无形中涣散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