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督商办企业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清政府洋务派官僚委派商人招徕民间资金，雇佣工人使用机器或机械动力经营的民用企业。在初创时往往由官方酌量垫借部分官款，而在开办后视经营状况，陆续归还官款的本息。官督商办企业体现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结合，是洋务派经营近代民用企业中最主要的形式。其承办人有商人、买办及退职的官员，大抵与“官”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旦受委派后，都取得了半官半商的身分。

    利用官督商办组织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的有轮船招商局(1872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中国电报局(1882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和汉阳铁厂(1890年官办，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等。

    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原则是由官府掌握企业的用人及理财权，具体业务由商人经营。早期的大型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及上海织布局主持人的进退和主要经办人的变动，都决定于洋务派淮系集团。同时，这些企业在筹办过程中，又都是通过洋务派官僚从清政府借垫一部分官款，如招商局初创时即垫借官款十三万五千两。

    官督商办企业在其经营活动中，依靠官的庇护，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如轮船招商局从创办时起便享有从上海到天津随漕运货免天津进口税二成的权利。上海织布局的产品在上海地区销售，不负任何税厘；分销内地，则免抽厘金。汉阳铁厂的产品可免百分之十的出厂税等等。在贷款方面，轮船招商局到1879年得清政府贷款，累计达一百九十二万八千余两，约占当时企业资本一半左右。开平矿务局在1886年和1890年先后利用公款修建铁路。上海织布局在1897年清理时，所借官款也达二十六万五千余两。这些贷款又常常得到缓付利息或免付利息的优待。这些企业还享有若干特权，如招商局自开办之日起就享有承运漕粮的特权，每年漕运收入约在二十至二十五万两银左右。开平矿务局开办时，经北洋总督李鸿章批准，距唐山十里内不准他人开采。汉阳铁厂所产铁轨有优先供应国内修建铁路之用的特权。

    官督商办企业虽然获得清政府各种优惠，但其发展之初十分艰难，许多商人对这种制度持观望怀疑态度。早期创建的官督商办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在70年代都遇到了难以招徕资本的局面。当时所招集到的私人资本大多来自承办人自身及其亲友，招股范围非常狭隘。直到70、80年代之交，由于这些企业的股利较高，筹建情况比较顺利，商人、官僚、地主投资新式企业才较前明显增加。因此，80年代初，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为扩充企业增招资本，上海织布局和中国电报局招集开办资本等活动，都能在短期内达到集资的目标。特别是它们所发售的股票，当时在市场上往往以超过票面额的价格为社会所争购，从而促成私人资本竞向新式企业投资。

    此外，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还出现了一批中小型企业，如各地创办的矿冶公司等。它们大抵由商人和地方官员出资筹办，并无官款参预其间；但为了争取官僚的庇护，也都以官督商办名义相标榜，如安徽池州煤矿(1877)，山东峄县煤矿(1880)，山东平度、招远金矿等。从1877年到1883年，它们先后在上海招集到相当数量的股金，其股票在市场上也间或表现为溢价出售的景况。新企业的创办和资本市场的活跃，反映了官督商办企业在80年代初进入了兴盛阶段。

    但是，中法战争的爆发以及1883年秋出现的上海金融市场的货币恐慌，使官督商办企业遭到重大打击。在货币恐慌、银根紧迫期中，握有企业股票的商号、钱庄和商人为了收回现款，纷纷向市场抛售股票，使企业股票价格猛跌。不少正在招徕资本的中小型官督商办企业因集资不足陷于停顿，甚至破产。而几家大型的官督商办企业也因运营资本的困难，进行重大改组。官商之间矛盾明朗化，企业的商办成分日益淡薄；公开招股活动名存而实亡，遇有资金周转困难时，便以企业财产作抵押，向外国洋行借款应付。官督商办企业的信誉因此下降，以致1887年筹办官督商办漠河金矿和1896年改官办为官督商办的汉阳铁厂时，在招徕资本的活动中都得不到私人资本的支持。

    官督商办企业是民族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外国资本主义处于对立地位。轮船招商局在筹组过程中就遇到英、美航运势力的阻挠，在它进入稍有发展的时候，更是多次经受外国航运势力联合倾轧和打击；开平矿务局在投产之后，首先面临的是与外国输入煤炭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为了求得自身发展，这些企业不能不尽力排除外国势力的各种干扰，在客观上起到了抵制外国经济侵略的作用。如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建，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遏制了英美势力在上海创设纺织公司的图谋。轮船招商局在创办三年后，即从洋商手中夺回了一部分航运市场。又如开平煤矿从1882年全面投产之后，经过三年的争夺，收回了久为洋煤盘踞的天津市场。

    但是，官督商办企业是在国家处于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并且长期被代表封建集团利益的洋务派所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大型官督商办企业在最后大都成了内外反动势力的牺牲品。在这些企业中，有的直接为外国侵略势力所吞并，如开平煤矿；有的在边疆危机中，因外国势力干扰、威胁陷于停顿，如漠河金矿；有的被强制改为官办，如电报总局；有的则转入洋务派官僚之手，成为官僚集团的私产，如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汉阳铁厂等等。因此，从若干主要的官督商办企业的结局来看，除了为外国侵略势力吞并之外，它们大抵为中国官僚资本的逐步形成准备物质基础。而被保存下来的中小型官督商办企业则在艰难的挣扎历程中由商办转变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但为数不多。因此，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地位日见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