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史学

    苏联史学创建于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7年～30年代中期) 　苏联党和政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十分重视。1918年，在В.И.列宁的参与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科学研究院(1924年更名为共产主义研究院) 。1919年建立俄国物质文化史研究院。1920年建立十月革命和党史研究委员会。1921年建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即1956年后的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同年又建红色教授研究院，专门培养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史学的研究、教学人员。1921～1922年成立了原政治苦役犯、流放犯协会和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专门从事革命史和党史的研究。1922年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立了全俄东方学协会。1924年建立列宁研究院(1931年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并)。1925年，在共产主义研究院内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协会。这些研究机构和组织的建立，推动了苏联史学的创建和发展。

    在这一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队伍逐渐形成。他们当中有老一代革命家，如М.Н.波克罗夫斯基、Н.М.卢金、E.М.雅罗斯拉夫斯基、В.И.涅夫斯基、А.С.布勃诺夫、В.П.沃尔金等;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史学家，如С.М.杜布罗夫斯基、А.М.潘克拉托娃等。此外，相当一批老专家，如E.В.塔尔列、С.В.巴赫鲁申、Б.Д.格列科夫、А.E.普列斯尼亚科夫、С.Н.瓦尔克等，也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立场。

    在这一时期，出版了一系列发表史学论著和资料的杂志。主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苦役与流放》、《红色年鉴》、《红色档案》、《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学家》等。苏联史学家于1928年和1933年分别参加了第六届和第七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这一阶段，苏联史学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历史发展过程、解释重大历史问题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关于俄国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基本上得以确立，有关世界史的若干重大问题，如法国大革命、空想社会主义等也有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出版，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受到批判。但这一阶段是苏联史学的草创阶段，研究的领域不够广泛，还存在着某种庸俗化、抽象社会学化的倾向。20年代，苏联史学界就一系列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如关于民意党问题，社会形态问题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学术气氛是比较民主的。但从20年代末起，学术争论逐渐被思想批判乃至政治批判所取代。

    第二阶段(30年代中期～5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苏联史学取得了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占据统治地位。苏联史学家对苏联史和世界史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予以解释。他们批判了古代俄罗斯国家起源的“诺曼理论”;进行了封建社会的农民史、土地关系史、城市和手工业史、阶级斗争史、上层建筑和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加强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确定了古代东方社会的性质、论证了世界历史的统一性；在世界近现代史的研究方面，特别是在对法国革命、巴黎公社、工人运动史、社会主义学说史、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史、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例如沃尔金院士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驱丛书》和多卷本《外交史》(1941～1945年出版第1～3卷)等，就是颇具影响的著作。在这一阶段，不仅有大量史学著作和文献资料出版，史学队伍也不断扩大，其中不少人成为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1946年，苏共中央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院。各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的许多地方分院都成立了历史研究所。研究机构得到进一步加强。

    由于个人迷信等原因，苏联史学的发展在这一阶段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出现了许多错误和缺失。从30年代中期全盘否定波克罗夫斯基开始，在史学界展开了政治批判运动、继而又与肃反斗争混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历史学家被当作“人民敌人”而遭受迫害。原来比较民主的学术气氛化为乌有，许多观点和结论的确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并不是经过充分的学术讨论，而是由领导人通过行政命令手段来决定。在个人迷信的恶劣影响下，史学界教条主义、公式化的不良学风盛行，夸大帝王将相作用、掩盖沙皇对外扩张等错误倾向又有抬头。这种情况在苏联史和苏共党史研究领域尤为严重。

    第三阶段(50年代中期～1984年) 　苏联共产党公开批判个人迷信以后，苏联史学获得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逐步消除了个人迷信的严重后果。过去遭受迫害和不公正待遇的许多历史学家，如波克罗夫斯基、卢金等不仅恢复了名誉，遗著得以出版，评价也比较公允。个人迷信对思想的禁锢和对创造力的束缚有所缓解、人为地划定的“禁区”如苏共党史的一些问题、社会民主党问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问题等，都有所突破。一些错误的或不公正的评价被推翻或纠正，如对Г.В.普列汉诺夫，俄国民粹派的评价等。一些过去由个别领导人作结论的学术问题，重新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史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公式化、大国主义等缺陷有所克服。

    ②建立了新的研究机构，出现一批研究成果。苏联党和政府采取许多措施，加强史学研究机构的建设。先后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化史委员会(1959)、非洲研究所(1959)、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6)、军事史研究所(1968)、美国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远东研究所(1966)等。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为苏联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出现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多卷本的集体著作相继问世。这些卷帙较大的综合性著作反映了苏联史学的研究水平。其中主要有：1955年开始出版的《世界通史》(已出12卷)，1961年开始出版的16卷本《苏联历史百科全书》，1966年开始出版的12卷本《从古至今的苏联通史》，1964年开始出版的 6卷本《苏共党史》，1973年开始出版的12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55年开始出版的《苏联历史科学史纲》(已出5卷)，1976年开始出版的《国际工人运动(理论和实践)》(已出 8卷)等。此外，关于苏联史和世界史上的许多重要国家、重要时期或重要问题，都有专著、资料出版。与此同时，还创办了一些新的史学刊物。如1957年创刊的《苏联历史》、《苏共党史问题》、 《近现代史》、《世界文化史导报》；1959年创刊的《军事史杂志》；1971年创刊的《工人阶级和现代世界》等。

    ③对史学方法论高度重视，史学理论、方法论著作大量出版。1964年 1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社会科学部举行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明确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必须坚持，但不能用以代替史学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自此，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迅速发展，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史学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出现了计量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分支学科。随着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苏联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也注意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的否定。

    1985年以后，随着体制改革的开展和“公开性”方针的贯彻，苏联史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改革首先从改变斯大林时期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旧体制入手。由此必然导致对苏联历史的回顾，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恢复斯大林时期许多被歪曲的历史事件真相，平反历史冤案，成为苏联政治生活的重要议题之一。30～50年代初肃反扩大化的内幕逐渐揭诸于世。苏共中央政治局成立了重新审查历史冤案的专门委员会，先后为Г.E.季诺维也夫、Л.Б.加米涅夫、Н.И.布哈林、А.И.李可夫等人的案件，М.М.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等历史问题彻底平反。对Л.Д.托洛茨基的评价也有所改变。在苏共中央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苏联史学界也开始对苏联的历史进行反思，对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苏联外交政策等问题重新加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正如М.С.戈尔巴乔夫所说，“在我们的历史中不应有空白点和被遗忘的名字”。苏联史学界正在为那些因种种原因被湮没的人物恢复名誉，填补苏联历史上的空白点。1987年 9月再版的《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百科全书》，已将在苏联史册销声匿迹几十年的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列为条目。新的苏共党史教科书也在按照“无条件地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重新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