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城邦

    城邦或称城市国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由原始公社演化而来的一种公民集体。公元前8～前4世纪古代希腊历史的显著特点是各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数百个城邦并存，出现过许多城邦联盟。一般情况下，一个城邦包括城市和乡村两部分。这里所说的城市，系指易于防守、往往筑有城墙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很大一批城邦是由原有城邦派出的移民建立的。

    城邦的面积和居民 　所有希腊城邦都是小国。处于鼎盛时期的斯巴达是当时希腊首屈一指的大国，也只拥有约8400平方公里土地。雅典的面积约2550平方公里，阿尔戈斯约1400平方公里。面积约8260平方公里的克里特岛上有近百个城邦，面积约1650平方公里的位于中部希腊的福基斯地区有22个城邦。

特尔斐城邦遗址

    希腊城邦的居民按照政治地位可以分为3大类:①拥有公民权因而能够参加政治活动的自由人。公民之间一般有源于氏族部落的血缘关系，男子成年后要举行成丁礼，履行一定手续取得公民权。公元前 451年雅典的法律规定，只有父母均为雅典人的成年男子才能取得公民权。②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他们或是来自外邦的移民(例如雅典的“异邦人”)，或是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而与当权的公民集体处于不平等地位者(例如斯巴达的“边民”)，或是因贫困而失去公民资格者，或是因违法而被剥夺了公民权者，或是被释放的奴隶。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可能获得或恢复公民权。但城邦一般不轻易将公民权授予这些人，并且严格禁止冒称公民。③处于被剥削、奴役地位的奴隶。奴隶多系非希腊人，但也有一部分是希腊人，例如斯巴达的“黑劳士”。

    多数希腊城邦公民人数不足5000。公元前479年，普拉蒂亚的公民约不超过2000人，而迈锡尼只有 600人左右。斯巴达的公民在公元前7世纪最多时曾达9000人，以后逐渐减少，至公元前 371年只有2500～3000人。公元前 480年左右，雅典有公民2.5～3万人。至于其他居民，公元前371年，斯巴达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有4～6万人，黑劳士有14～20万人。公元前480年左右，雅典的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有4000～5000人，奴隶3～4万人。

    每个城邦的公民作为一个整体构成统治集团，与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相对立。公民集体剥削和统治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和奴隶，但并非所有城邦的每个公民都是奴隶主。多数城邦的多数公民是自食其力的小生产者。在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中，也有不少人拥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作为剥削阶级的奴隶主分为公民和非公民两部分，这是城邦这种早期国家的特点之一。

    所有城邦在形成时期，农业都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只有公民才有权占有。除斯巴达在“平等者公社”形成之后公民完全不从事生产劳动外，大多数城邦中多数公民从事农业生产。在雅典、科林斯等工商业一度颇为发达的城邦中，从事手工业、航海业和商业的公民也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

    城邦的各种制度 　城邦的重要任务是保卫国家的独立和内部安全。在城邦中，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组成一个军人团体，每个公民有随时应征参战的义务，而且在一般情况下由应征者自己负担军需和武器装备。除僭主当政时期外，一般城邦内部没有脱离公民集体、凌驾于公民集体之上的常备军。公民兵制的瓦解和雇佣兵制的发展是城邦衰落的重要标志。

    富有公民必须履行广泛的公益捐献义务，这是希腊城邦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公益捐献，乃是富有公民对国家的不可推卸的捐献义务。以雅典为例，公益捐献可分为两类：一类与战争有关，如负责装备战舰；一类与祭祀、举办节庆日的各项活动有关，如组织悲剧、喜剧的演出及竞技等。富有公民的公益捐献从一个方面揭示了城邦这种公民集体的特点。即使在民主得到充分发展的雅典，左右国家事务的主要还是公民中的富有阶层，领袖人物几乎全由富人充当。富有公民将其剥削所得的一部分拿出来供公民中的贫穷阶层分享，既可增强他们自己在公民集体中的地位，又可加强公民集体的凝聚力。公民集体的团结则是保障有效地向外扩张、维护独立以及镇压和统治没有公民权的自由人、奴隶和外邦的最重要的条件。

    城邦没有职业官吏组成的官僚机构和向公民征收直接税的常设财政机构。一般说来，每个城邦都有3种政治机构：由成年男子构成的公民大会、议事会(如斯巴达的长老会议、雅典的五百人会议)和经选举产生的(或至少需得到公民大会确认的)公职人员，首先是负责军事指挥的公职人员。在希腊城邦的历史上有过君主制，也有过具有个人独裁色彩的僭主政治；但在城邦制度发达时期，以共和政体居多。共和政体中又有民主共和与贵族共和之别。长期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主要是雅典等少数城邦。在古代希腊，任何社会组织，无论家庭、氏族、胞族、部落或国家，同时也是宗教联合体，有各自的祭祀偶象。当时没有独立的祭司阶层，族长和各种公职人员兼起祭司作用。祭神和组织各种节庆活动是城邦政权机构的重要职责。

    城邦的衰落和历史意义 　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代表的希腊城邦，在公元前 5世纪经历了繁荣时期。从公元前4世纪起逐渐衰落。由于公民中贫富分化加剧，公民权与土地的关系日趋松弛，公民集体内部矛盾增加，公民兵制开始瓦解。公元前 338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以及公元前 323～前30年的希腊化时代许多国王对希腊的奴役，剥夺了希腊绝大多数城邦的政治独立，瓦解了原有的公民集体，使这些城邦演变成在庞大的中央集权管辖下的地方自治单位。

    作为经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统一体的城邦的产生和发展，对古代希腊的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希腊文化，无论是文学艺术，还是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宗教等，无不打上城邦制度的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