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案

    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事件。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青浦教案到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前的六十多年间，共约发生五六百起。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利用、包庇教会和传教士，这些事件也成为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的组成部分，震动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堪称最大的一次教案。

    基督教曾于唐、元及明末清初三度传入中国。清王朝实行闭关政策后，严禁外国人在中国传教。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康熙帝鉴于罗马教廷坚持禁止中国信徒祀孔祭祖，下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驱逐教士，查封教堂，对西方宗教在中国发展势力是一严重打击。但此后禁令虽严，仍不断有教士潜入传教。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天主教徒约有三十万人。耶稣教(基督新教)亦于1807年(嘉庆十二年)派遣教士来华，在澳门、广州秘密传教，时受洗入教的总共不满一百人。鸦片战争后，中国从独立国家沦为半殖民地，清政府被迫开放教禁，允许外国在通商口岸传教，发还教堂旧址。1858年(咸丰八年)签订的《天津条约》，又准许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签订时，法国传教士在中文约本上私增教士可在中国各地购置田产，建造自便的条文。后其他国家根据利益均沾条款和治外法权的保护，相继效仿，传教士遂大量涌入，足迹遍及各地。

    外国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企图改变中国礼俗，把佛教、道教贬为邪教，诋毁孔子及儒家学说，并在深乡僻壤干涉民间传统仪节。更为甚者，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干扰中国地方行政，破坏中国司法权。他们妄指庙宇、会馆、公所和民宅为旧置教堂，迫令归还。任意出入地方衙署，斥责官员，并盛设仪规，擅作威福。在传教中，挑拨教徒与非教徒的纠纷，凡教中犯案，皆包揽词讼，曲庇教徒。不法教徒常依仗其势力，欺凌平民，诈取钱财，霸占田产，横行乡里。凡此种种，使群众积恨成仇，纷纷自发地起来进行反洋教斗争，各地教案频繁发生。

    清末教案大致分为四期。第一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至1870年(同治九年)的天津教案。其间，地方官吏和绅士打出“排斥异端”和保卫圣道的旗号，号召和组织群众反教，主要表现为逐杀教士和焚烧教堂。在震惊中外的1870年 6月天津教案中，法国领事因群众抗议教会一事公然向政府官员开枪，群众将其打死，并焚毁法领馆和教堂，杀死二十名外国人。法、英、美、俄、德、比、西等国联合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清政府屈从外力，以杀民赔款及派使臣赴法道歉结案。第二期，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时社会上层开始退出反洋教斗争，大量下层劳动群众投入进来，民间会党逐渐成为核心力量，教案从焚堂闹教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动或武装起义。在1891年(光绪十七年)由哥老会掀起的反洋教浪潮中，长江中下游几十个城市和广大乡村，凡有外国教会盘踞的地方都发生了暴动，甚至上海租界也出现反教揭帖，因而引起列强出动军舰在长江示威，清政府派兵围剿。第三期，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其间，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反教人数日益增多，民间会党成为领导力量，将反教与反列强瓜分结合在一起，各地教案尤以山东为剧。1897年11月，大刀会组织群众击杀巨野德国教士，周围数县纷起响应。德国遂以巨野教案(又称曹州教案)为借口，出兵占领胶州湾。并迫使清政府允其租借，及在山东享有筑路和开矿的特权。此后教案仍然不断，1898年一年又发生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事。当地秘密结社在反洋教斗争中发展壮大，最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灭洋”运动义和团运动。第四期，从义和团运动后至辛亥革命前。时会党仍在反洋教斗争中起重要作用，某些地区的斗争具有一定声势，但整体已成为高潮后的余波。及至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原来群众自发的斗争便汇入民族、民主革命的洪流。其间，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生产不发达，文化落后，对外来事物反应消极，乃至采取敌对态度，在反洋教斗争中也出现了大量迷信和盲目排外的现象。

    清政府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起初因为教案与地方官员均有牵连，对外交涉时颇为踌躇，但在外国侵略势力的外交压力和武力恫吓下，又妥协让步，对群众采取镇压政策。天津教案以后，开始从民怨和外患两方面感到教案问题的严重性。1871年，总理衙门曾向驻京外使递交《传教章程》，企图对各国传教士稍加约制，遭到各国反对。1892年李鸿章亦拟一类似的“教堂禁约”，但随着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已形成瓜分之势，清政府自顾不暇，因而无法付诸实施。以后，对教会和列强的要求更多委曲求全，凡遇案发，必贬革当事官吏，屠杀反教群众，赔偿外国教会，以牺牲国家主权和尊严换取“中外相安”。1898年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教会的规定，承认外国教职人员与中国地方官员地位对等。清政府的如此立场，不仅没有使民教矛盾得到缓和，反而使之愈演愈烈。

    参考书目

    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1947。

    李时岳：《近代中国反洋教运动》，人民出版社，北京，1958。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