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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铁器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开始使用金属,首先用铜器,春秋战国之际广泛使用铁器。铜铁器的使用又都是与各民族的文明时代的出现紧相联系的。

    早期铜器  考古发现的商以前的铜器约三百余件,出土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燕辽地区古文化遗址中。时代最早的是马家窑文化遗址和马厂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刀,年代是公元前3000年和公元前2300年。成批发现的早期铜器以甘青地区齐家文化遗址为最多,达四十多件。器类有镜、指环、斧、刀、锥、匕,等等。其中既有红铜器物,也有青铜器物。在黄河流域中下游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陆续发现一些早期铜器。这些发现表明,在距今四千年前,黄河流域已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商周铜器  商周是中国青铜器制作的鼎盛阶段,铜器大都是铜和锡、铅合金的青铜器。

    据考古发现,商早期青铜器既有鼎、爵、斝、觚、盉等容器,又有刀、锥、锛、凿、戈、镞、鱼钩等工具及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镶嵌工艺和青铜容器的较多出现,标志着商代早期青铜冶铸业已相当发达。商代中期的铜器发现更多,容器类达十多种,有大方鼎等大型器物。普遍出现铜器花纹装饰,主要是饕餮纹。其次是小圆圈纹、涡纹、乳钉纹、弦纹。商代晚期的重要青铜器大多发现于安阳殷墟,有礼乐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特别是礼乐器,素为中外学者所瞩目。其代表作司母戊鼎,是世界上已知的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青铜器。成批器物的发现,首推1976年发掘的妇好墓。墓中出土青铜器四百六十多件,几乎囊括了殷墟出土铜器的所有类别和品种。其中一些铜器造型和工艺都十分精湛;又有刻铭铜器一百多件,可为殷商文化分期断代提供可靠的实物标准。(见彩图)

商代妇好鸮尊 河南安阳小屯出土

商代妇好铜钺 河南安阳小屯出土

商代大型青铜人立像 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

商代车马坑 河南安阳郭家庄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继承殷商晚期的传统,造型庄重结实,花纹装饰崇高繁缛,流行饕餮纹、夔纹、衬以雷纹的通体纹饰,并逐渐出现有重要史料价值的长篇铭文。西周中晚期,铜器造型趋向简朴,殷末周初常见的方鼎、觚、爵、斝、方彝基本消失,富有神秘感的兽面纹、饕餮纹已被淘汰,代之而起的是带状纹饰,流行窃曲纹、瓦纹。到了东周时期,酒器明显减少,烹饪器和盛食器增多,鼎均成组使用。在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最多。区域性的特点亦更为明显。在春秋中期以后,青铜铸造工艺和加工技术有了进一步改进。青铜器,不仅数量多、体型大,而且器壁薄,造型更加合理、和谐、美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四千余件,总重量十吨左右,其中有各重三百二十公斤的温酒器二件,楚王赙赠的重达一百三十五公斤的铜镈,还有错金铭文的编钟六十四枚,每钟两音,不仅是声学、律学上的创造,也是青铜铸造工艺的杰作;特别是使用失蜡法铸造的尊盘,造型精巧,结构复杂,通体纤细透剔,突出地反映了当时铸造技术的卓越成就。(见彩图)

钟簴铜人 曾侯编钟钟架的一部分

东周曾侯编钟

    但是,殷周青铜冶铸业很少铸造农业生产工具。只是在长江下游和一些边远地区发现有较多的东周青铜农具。

    早期铁器  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年代,目前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早在殷朝早期人们已经接触了金属铁,不仅能识别铁和青铜在性质上的差异,并且熟悉铁的热加工性能,将其锻打成器。

    考古发现的人工冶炼的最早铁器属于春秋时期,目前已知的大约有二十件左右,有凹形锄(臿)刃、梯形锛刃、削、刮刀、剑(包括铜柄铁剑、玉柄铁匕首)、鼎等。经金相核验,多数属固态还原的块炼铁。其中的钢剑,可能是从固态还原的铁再渗碳锻造而成。长沙窑岭出土的铁鼎和六合程桥出土的铁块,乃白口铁冶铸而成。

    世界各国的冶铁技术发展过程,一般经历从固态还原的块炼法到生铁冶炼两个阶段,即先有锻造的不含碳的铁,然后才发明铸铁,两者之间相距的时间很长。中国出现块炼铁的时间比西方晚,使用生铁的时间却遥遥领先。从块炼铁到生铁的出现,时间可能是相衔接的,而且铸铁和用生铁制钢一直是主要的冶炼方法。这是中国古代冶铁业的一大特点。

    战国铁器  战国早期的铁器,品类与春秋晚期差不多,但开始在铁器上采用错金嵌玉工艺,而且在冶炼技术上发明了韧性铸铁。韧性铸铁工艺是用退火方法,使白口铁中与铁化合的碳(Fe3C)成为石墨而析出,以降低白口铁脆性的柔化处理工艺。这一发明,大大提高了铁器的实用性能,为战国中期以后的铁器大量应用于军事和农业生产创造了技术条件。

    战国中期以后,发现的铁器已遍及当时的七国地区,并见于北方的胡貉和南方的百越。出土总数已近千件,器类包括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和杂器,而以农业、手工业工具为大宗。农具有䦆、锄、臿、铲、镰等品种。由于各地土质不同,同一类型的农具又有不同的形式,如䦆有长方板楔形和长条椭圆孔形;锄有六角形、梯形、凹形铁口锄和多齿锄;镰有矩镰、爪镰;等等。手工具有斧、锛、锥、凿、锤;兵器有剑、戟、矛、匕首、胄;杂用器有削、刮刀、环、钩、带钩等。(见彩图)

北齐出行图壁画

    战国后期,铁器的使用推广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农业生产中,铁农具已经基本上代替了木器、石器、骨器、蚌器和青铜器,初步取得支配地位,为扩大耕种面积,改良土壤,深耕细作,提高作物产量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手工业中,工具也以铁制为主。成书于战国晚期的《管子·轻重》说:“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祦一一凿一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然后成为女。”可见铁器已成为社会生产各部门所必需的工具。

    块炼渗碳钢及其淬火工艺的掌握,为大量生产优质武器创造技术条件。地下发现的战国铁兵器,以楚、燕两国为最多,主要是剑、戟、矛。经金相考察,剑戟中的多数是将块炼铁增碳后多次加热锻打成形,并经淬火而成的,具有坚硬锐利的刃部和韧性的实体。

    各地发现的战国时期的铁器,各单类器物的基本形制和外形特征大体一致;其冶炼制作方法几乎完全相同;各种器形演变的因袭发展关系也比较清楚。这些都反映了当时列国文化的共同性。再从当时边境地区出土的铁器来看,时代一般较晚,造型与内地没有大的区别。由此可以证明,中国的古代铁器冶铸技术是独自发生、发展的,并从中原向其四周推广。大约在战国晚期,中国铁器由燕国传入朝鲜,继又传入日本,从而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早期铁器文化圈。

    参考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

    华觉明等:《中国冶铸史论集》,文物出版社,北京,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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