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租税

    先秦时期天子、诸侯以及卿、大夫等征收的众、庶人等生产者土地上的各种产物和工、商、衡、虞的收入，以供“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春秋以前，天子、诸侯、大夫具有土地世袭所有权，他们向劳动者征收租和税合为一体的剩余劳动产品，实行贡、助、彻之制。春秋、战国时在保持井田的形式下，进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商鞅变法以后，民得买卖土地，确立了私有土地制，租与税才分离开来。

    租税是由原始社会末期，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后，公社首领侵占“公田”上的收获或由社员代耕其占有的土地，逐渐变成经常化的贡献而形成的。相传虞、夏时就有了贡赋，《史记·夏本纪》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但有关虞的贡赋内容，连传说都没有流传下来。夏代的贡，《孟子·滕文公》说是“夏后氏五十而贡”。即分给每家土地五十亩，不问年岁的丰歉，按历年收获的平均数献纳十分之一。此外，还有直接取自庶人耕作的“藉”敛。殷代甲骨卜辞有命令众为王耕作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说：“殷人七十而助”，“惟助为有公田”，“助者，藉也”，即把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分给每家“私田”七十亩，让他们共耕公田。《礼记·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这就是把“公田”的收获献给王、侯、大夫，私田不再缴税。关于周代的租税，《孟子·滕文公》说:“周人百亩而彻”，“虽周亦助也”，可见，“彻”是一种类似“助”的制度。但由于孟子说“彻者，彻也”，使人无法知其确切涵义，故两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孟子鉴于周代国人服兵役，野人不服兵役，国、野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向滕文公称述应该实施的制度是“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九一而助”，即在郊内“国人”地区，分给每家土地一百亩，各自交纳土地上收获的十分之一作为“军赋”；在郊外“野人”地区，分给每家一百亩，八家同井，共耕其中的一百亩“公田”，“公田”上的收获就作为交纳的租税。

    西周中期，根据卫盉、卫鼎、格伯簋记载，周穆王、周共王时出现了贵族交换、质押土地，这是先王“田里不鬻”之制的变化的先声。西周后期，由于“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周宣王只得“不藉千亩”，废除由天子亲耕其收获用来祭祀鬼神的公田(即藉田)的藉礼。废除藉礼也就是役使人民耕种公田的制度的废除。取而代之的租税制度，因史无明文，已难详知。但据《周礼·地官·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已由“八家同井”变为“九夫同井”，当是废除了其中的“公田”，即在郊外“野人”地区废除了助法，改为“履亩而税”。至于各诸侯国的租税改革，估计要比周王朝中心地区晚一些。

    从西周后期到商鞅变法为止的租税改革是在保护井田制形式下，进行“履亩而税”的改革。“履亩而税”的内容，在《管子》中有简略的记载。诸侯国中首先改革租税制度的是齐国。齐桓公十九年(前 668)采纳管仲的建议，实行井田制下的“相地而衰征”，即取消公田，以九夫为井，视土地的美恶及年岁的丰歉而征收田税。其后晋国于晋惠公六年(前 645)“作爰田”。爰，易也，变易的意思。有人认为作爰田就是像齐国那样“案田而税”。《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国“初税亩”实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此后，楚、郑等国似乎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秦简公七年(前 408)“初租禾”，即案田禾收入的多寡而收取租税。商鞅变法，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制辕(通爰)田”，“訾粟而税”，即建立辕田制，计算粮谷收入的多寡而征税。同时，废除井田，民得买卖土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三十一年(前316)“使黔首自实田”，命令黔首申报占有的土地数量，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私有土地制，租税发展为地租和赋税两种形式。

    原始社会末期，公有的工商业，一部分逐渐为公社首领所侵占，演变为官府的工商业，直接为满足国君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和买卖货物；另一部分则演变为“通工易事，以羡(多余)补不足”的民间工商业。公有的山林川泽也演变为国君的私产，所出成为国君的财富。周文王治岐时，置官员管理关市及山林川泽而不征税，西周以后对关市及山林川泽始征收实物税，即“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关市之赋，主要用以供给王之膳服，但也作其他用途，如晋平公收市赋作为供养食客的费用；李牧防备匈奴，得以便宜置吏，收取市租为士卒费用。“山泽之赋”则主要用于丧事。其税率，据《管子·幼官》说是“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大匡》又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都是降低关市之征税率的意见，实际的税率当高于此数。至于山泽的税率，则未见有具体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