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

    宋代以白族为主体在今云南建立的民族政权。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杨干贞灭郑氏，拥立赵善政，改国号为“大天兴”。天兴国存在仅十个月。 杨干贞即废赵氏自立，又改国号为“大义宁”。杨干贞“贪虐无道，中外咸怨”。后晋天福二年(937)，通海节度段思平以“减尔税粮半，宽尔徭役三载”为口号，联合滇东三十七部的反抗势力，驱逐杨干贞，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亦即段氏大理。段氏之所以取得胜利，在于他的“减税粮、宽徭役”的政策和“更易制度、损除苛令”的改革，得到人民广泛支持。

    段思平传十二世至段廉义时，权臣杨义贞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杀廉义自立。四个月之后，善阐(昆明)侯高智廉命其子高昇泰起兵诛杀杨义贞，立段廉义之侄段寿辉为王。寿辉传正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昇泰废正明，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中国”。昇泰在位二年去世。其子遵遗嘱还王位与正明之弟正淳，段氏复立，史家称之为“后理国”。后理国时期，高氏世为相国，称“中国公”，掌实权。

    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据《元史·地理志》，“东至普安路之横山(今贵州普安)，西至缅甸之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今越南莱州北部的黑河)，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大理前期在此广大区域内设首府(大理地区)，二都督(会川、通海)，六节度(弄栋、银生、永昌、丽水、拓东、剑川)；二都督有时也称节度，因而共为八个，所以有“云南八国”之称。大理后期曾设置八府、四郡、四镇。八府是大理首府以外的善阐(今昆明)、威楚(今楚雄)，统矢即弄栋(今姚安)、会川(今会理)、建昌(今西昌)、腾越(今腾冲)、谋统(今鹤庆)、永昌(今保山)；四郡是东川(今会泽)、石城(今曲靖)、河阳(今澄江)、秀山(今通海)；四镇是西北的成纪镇(今永胜)、西南的蒙合镇(今巍山)、西部的镇西镇(今盈江)、东部的最宁镇(今开远)。后理国时，分封高氏子孙于八府，世袭驻守；四郡的统治者有高氏，亦有他姓。

    大理的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王称骠信，下设清平官，有坦绰、布燮、久赞、彦赞。其中彦赞为大理所增设。清平官下有“九爽”。

    大理社会经济较南诏时有较大发展。《桂海虞衡志》说：“大理地广人庶，器械精良”。峨眉进士杨佐到大理买马路过姚州时，看到当地的农业生产已和四川资中、荣县相差无几。元初郭松年到大理，见到云南(今祥云)青湖的“灌溉之利达于云南之野”；白崖(今称渡红崖)地区居民辏集，禾麻蔽野，赵川甸(大理凤仪)有神庄江贯于其中，溉田千顷，以故百姓富庶，少旱虐之灾。畜牧业亦颇为发达，大理产马，每年都有数千匹经贵州转贩到广西。手工业很兴盛，用象皮制作的甲胄，形式精巧，质坚如铁；披毡、彩漆器皿、马鞭鞍辔等颇有名。冶铁业水平甚高，云南刀“铁青黑沉沉不”，“吹毛透风”，为南方各族人民所珍视。冶铜技术纯熟，工艺精巧。今存大理的铜佛像显示了冶铜规模的宏大和造型艺术的高超。

    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大理对外贸易相当发达。交通四通八达，“东至戎州(今四川宜宾)，西至身毒国(印度)，东南至交阯(今越南北方)，东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与中原贸易有四川、邕州(今广西南宁)两条道路。以邕州横山寨(今广西田东)的互市榷场最为繁荣。当时大理商人输往内地的商品有马、羊、鸡等畜禽，刀、毡、甲胄、鞍辔、漆器等手工业品，以及麝香、牛黄等药物。从内地输入的则有汉文书籍、缯帛、磁器、沉香木、甘草等药材和手工业品。内地先进的科学文化传入云南，对各族人民起了促进作用。大理与缅甸、越南、马来亚、印度、波斯等国家都有贸易往来。随着商业的发展，出现了大理、善阐、威楚、永昌等城市。善阐成为与祖国内外密切联系的枢纽。元代统一云南并建为行省后，即以之为省会。

    大理王族自认是汉人的遗裔，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了僰(白)文。白文是用汉字写白语，读白音的。南诏时已用于写作，但广泛使用则是大理时期。这时产生了用白文写作的《白史》、《国史》等历史著作和诗歌、曲本、传说等文艺作品。转韵体的白文诗较著名，其结构是每章十联，每联两段，每段四句，前三句七字，后一句五字，每段最后一字押韵。

    大理描工张胜温于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绘的《大理画卷》(亦称《张胜温画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卷中诸像，相好庄严，傅色涂金，并极精彩”(清高宗跋)。“笔笔工细生动，金碧灿烂，光彩夺目，天南瑰宝也”。今昆明古幢公园内的石幢，是大理时石雕的仅存硕果。其《造幢说》是研究大理历史的宝贵资料。石雕共有大小神佛二百多尊，最大的天王像高达一米多，最小的座像仅十多厘米，神情姿态各不相同，面部表情严肃而不呆滞，衣冠服饰细致逼真，比例匀称，造型优美，刀痕遒劲，极备精巧，为滇中艺术之极品。此外，壁画和木刻艺术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佛教在南诏时传入云南，至大理时盛行。大理统治者好佛，对佛教在云南的传播有深远影响。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据《南诏野史》载，大理段氏二十二传，竟有八人避位为僧，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儒家的教条与佛教的道义几乎融而为一。儒生无不崇奉佛法，佛家的师僧也都诵读儒书。有所谓“释儒”(亦称“儒释”)，而且任用师僧为官。师僧也通过科举考试取得政治地位。其政权和宗教虽不能说完全合一，但界限几乎泯灭了。

    大理三百余年间，云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继续进行。北宋初年，王全斌平蜀，大理奉牒庆贺。宋太宗赵炅时，大理首领百万(王)乞内附，册封为“云南八国都王”。太平兴国七年(982)，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之朝贡者”。政和七年(1117)，宋徽宗赵佶赐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大理国王。”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在邕州(今广西南宁)置市马场，交易盛极一时。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大理人李观音得等到邕州议马匹交易，换回大量汉文书籍。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表达了大理各族与内地人民亲如一家的心情。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祖国内地的密切关系。

    蒙古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征云南灭大理。大理国主段氏降，被任命为世袭总管。原大理官员多受封为云南各地土司。

    参考书目

    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北京，1978。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北京，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