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摩擦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制造的一系列反共事件。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武汉后，改变了侵华方针，对国民党以诱降为主，进攻为辅，把主要矛头指向抗日民主根据地，企图以此来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瓦解中国抗战。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转向消极抗战。1939年 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确定将其政策的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制定了一系列反共的具体办法。此后，便集中力量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发动进攻，制造了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惨案，及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占领淳化、栒邑(今旬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县，并准备进犯延安。同时，阎锡山集中兵力进攻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南的山西新军(亦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妄图一举将其消灭。1940年春，国民党石友三、朱怀冰等部又进攻冀南及太行区的八路军。面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卫原则，与之进行坚决斗争。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通电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同时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对国民党进犯军以有力还击，并驱逐绥德分区五县的反共顽固势力，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联成一片。在山西打退了阎锡山的进攻；在冀南和太行区击溃了石友三部，并将朱怀冰部赶到修武境内，收复了武涉公路以南、林县以北地区，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晋察冀边区军民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国民党制造反共摩擦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地区。11月 9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等复电驳斥了这种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到长江以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皖南部队离开泾县云岭，向北转移。7日，当部队行至星潭附近时，遭到国民党七个师八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战士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两千余人突围外，其余六千余人大部牺牲，一部分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均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并下令进攻江北新四军。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驳斥蒋介石的反动命令。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25日，新四军军部在苏北重新建立，随后即将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下，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陷于孤立，至 3月一度停止了反共摩擦。

    1943年，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度过艰苦阶段，抗日力量更加巩固与发展时，国民党顽固派又挑起新的反共摩擦。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书，为反共制造舆论。6月，又借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指使特务以“民众团体”之名，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等。同时，还鼓动国民党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内通过反共决议案。与此同时，胡宗南等调集数十万大兵加紧对陕甘宁边区包围，并准备兵分九路“闪击”延安，一举消灭共产党、八路军首脑机关。在此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迅速动员各解放区军民准备给进犯者以沉重打击，并向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形成了广泛的抗议运动，甚至连美国政府也公开表示：不能将武器供给不打“轴心国”的国家。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和八路军已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顽固派几次制造反共摩擦遭到失败的事实说明，全国人民坚持团结抗战，反共分裂不得人心；中国共产党站在严正的自卫立场对敢于来犯的顽固派予以坚决的回击，从而保持了全国继续抗战的局面。

    参考书目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1。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81。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