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票宝钞

    清末发行的纸币，其全称分别是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户部官票以银两为单位，又叫银票，面值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大清宝钞简称宝钞，钞面以制钱钱文为单位，又叫钱票，分五百文、一千文、一千五百文、二千文、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为应付军事财政开支，规定官票银一两抵钱二千，宝钞二千文抵银一两，与大钱、制钱相辅使用。

    户部在1853年(咸丰三年)6月发行户部官票之初，规定京城各官署俸饷经费按奏定成数领到的银票，到官银钱号兑换照付银，或按当日市价换给钱文、钱票；民间应交纳捐税者，若到官银钱号购买银票上交，不但可省白银的倾销费用，也无平色增减，一时使得商民争购。因官银钱号对银票持有者倡言户部无本，不肯收换，实际银票无从兑现。以后，户部一度以每月俸饷经费按扣存银票成数之银，发给官银钱号折成钱数，用以收换银票。当时户部只许官银钱号以银票兑换现钱和钱票，不准取银，对民营钱铺仍强迫它银钱并兑。事实上，不但民铺拒绝收买兑换，而且官银钱号也多坚不承领，仅照数兑换，付尽而止。至迟在1854年底户部奏请不准以银票兑换宝钞后，银票除了作为捐项交纳之外，已不能兑换现钱或钱票。1857年3月以后，户部仿照宝钞“掣字”即抽签办法，恢复票钞互换，规定银票“掣字”中者可以兑换宝钞行用。随着票钞日益贬值，1860年初银票遂被迫停造。

    宝钞于1853年12月发行，最初只能在官俸兵饷经费中强制搭放，不能在市上流通。1854年底，户部为了促使宝钞流通和维持宝钞市价，乃准许五宇(即宇升、宇恒、宇谦、宇泰、宇丰)官号代为收兑宝钞。从此，许持钞人赴官号支取钱票现钱。但实际也没有设置充足的现金准备，而主要依靠五宇官号发行的“京钱票”，等于以票兑钞。此后户部一方面扩大发行，陆续添制五千文、十千文、五十千文、一百千文票面大钞，并发往外省藩库盖印后解回户部，用以搭放俸饷，并发卖给官绅商民，令其持赴外省兑换。另一方面，又限制收兑，采取“掣字”办法。初为隔一天掣字一次，掣中者兑换，每次以十万串为率。以后渐延至二十日一次、隔月一次，本月收钞，下月发钱。至于五宇官号“京钱票”更是任意发行，毫无限制。到1858年秋，京钱票信用渐渐难以维持，户部才开始清查五宇官号。为了疏通宝钞“壅滞”，户部乃改变方式，胁迫京城民营钱铺代兑宝钞。办法是由户部代刻各该民铺店戳，加盖在宝钞上面，使持钞人可以知取钱之处。户部这一企图依然落空，到1858年初，只好宣布将民号宝钞永远停止。

    清朝政府滥发纸币，引起纸币急剧贬值。官票在1853年发行后，因无从取银，不能兑现，京城市面收者渐稀。到1856年底，银票市价贬值到票面(银一两)价格的百分之三十。1861年秋后，民间所存官票几同废纸。宝钞开始发行不到半月，就诸多窒碍，引起百货腾贵。1854年夏秋间，京城宝钞一千文的市价即已贬低到票面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1857年秋天，又跌到仅当票面的百分之五。京外各省对官票宝钞也是折算行用，日贱一日。到1857～1858年(咸丰七、八年)间，竟无收受之人。

五拾千文大清宝钞

    宝钞历年发行共有两千七百多万串(折合银一千三百五十多万两)，京外各省发行的“省钞”数尚未包括在内。银票历年发行共计银九百七十八万两左右。截至1868年4月11日(同治七年三月十九)为止，收回的银票只占百分之三十四，未收回者占百分之六十六(计银六百五十万两)。最后，清政府借口收回“逾限”，从而使大量流散在民间的银票一概成为废纸。

    清朝政府滥发纸币(包括大钱)，导致币制和金融紊乱，并酿成中国近代国民经济中首次出现的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