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籴

    原指官府出资向百姓公平购买粮食。唐中期以后，逐渐成为官府强加于百姓的抑配征购。始见于北魏孝明帝“收内郡兵费与民和籴，积为边备”。

    唐建国初，即行和籴。贞观初年，朔州刺史张俭请于晋北和籴，以充边储。唐政府陆续设置“和籴使”、“和籴副使”等专职官员管理和籴事务。中唐以后，和籴往往通过各府县按散户配人的方法强制进行。不仅没有公正的价格，而且在付值时多以“杂色匹缎”充数，使民户又受到一层剥削。和籴之粮还强令民户运到指定州县。从开元年间(713～741)起，唐政府多次下令，力图消除和籴中的积弊，但成效不大。

    宋代和籴比唐代更加广泛。官府和籴的籴本，包括铜钱、铁钱、银、盐、茶、香药直到纸币、官告、度牒等。和籴有博籴、便籴、对籴、结籴、俵籴、寄籴等几十种名目，实际上大致可分置场和籴与抑配征购两类。置场和籴是官府在指定地点招徕富豪、商人出售粮草。由于富豪、商人和官吏通同作弊，操纵粮草价格，出售劣质粮草，官府往往亏损籴本。宋廷为扭转籴本亏损的局面，加之某些时期的财政危机，遂愈来愈多地实行抑配征购，按人户的户等、家业钱额、税钱额、税粮额、顷亩额强制摊派和籴，又采用支移、折变、加耗、大斗、大斛等名目，额外加税。北宋时，河东路十三个府、州、军两税额为三十九万余石，和籴额竟达八十二万余石，而籴本不断减克，似有实无。宋高宗赵构时，四川税粮一石，承担和籴一石，谓之对籴。宋孝宗赵眘时，曾令两浙、江东路，有田一万亩，要承担和籴两千五百石。南宋后期，民间和籴负担尤重，常熟县(今属江苏)秋税为七万余石，而和籴额却多至三十万石，少亦不下十四五万石。官府从纸币、官告、度牒之类作籴本，所值无几，又因胥吏、揽户等层层贪污勒索，地主转嫁和籴负担，对农民造成极大的骚扰和痛苦。

    辽于沿边诸州广设和籴仓，所储达二三十万石。金代和籴亦采用抑配的方法，甚至不给价。宣宗南迁后，和籴更重，百姓弃业流亡者极多。元代和籴包括粮草，其值以钱钞或盐引支付。每岁收粮数十万石，以供应上都、和林，并作备荒之用。和籴草料主要在大都(今北京)周围进行，盐两斤折草一束，岁收草达八百万束。明清两代常平仓中的谷物，有一部分即从民间籴入，官吏克扣、给价不足等弊端仍然存在。

    参考书目

    朱家源、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第24辑。

    斯波義信：《宋代市籴制度の沿革》，《青山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日本省心书房，1974。

    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北京，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