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十年间，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措施。当时习惯称为“新政”。它的历史背景是：①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采用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变它的无能状态；清政府也企图以此取得列强对它的支持。②清政府自感面临统治危机，需要加强本身统治能力。③《辛丑条约》签订后，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发展，清政府需要采取对策。④清朝统治集团中，在义和团运动后顽固派失势，洋务派占据上风。

    1901年1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清政府颁发上谕，命各省督抚及政府大员议奏，“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兴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在当时的笔记、报刊、奏折中，通常称清廷此举为“新政”。同年4月21日，又命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清朝中央政府推动“新政”的专门机构。以后陆续颁布各种章程命令推行“新政”，直至清政府灭亡。

    编练“新军” 　新军是相对于清朝旧有军队而言。它用西方营制编成，以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要求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军官则由国内外近代军事学堂毕业生担任。

    1894年冬，清政府命胡燏芬在直隶(今河北)马厂编练“定武军”，次年转往小站练兵。随即由袁世凯接办，改称“新建陆军”，约七千人。同时，又有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1901年以后，“练兵”成为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当年下谕停止武科科举考试。命各省筹建武备学堂，并裁汰旧军、编练“常备军”。1903年，清朝中央政府设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练兵大臣，铁良襄同办理；各省设督练公所，为中央及地方编练“新军”的领导机构。1904年，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练成“北洋常备军”三镇，成为以后北洋军阀的基础。1905年 6月，清政府将“常备军”改称“陆军”，统一全国番号，“北洋陆军”练成六镇，1906年11月，清政府改兵部为陆军部，将练兵处并入，统率全国“新军”，并将北洋六镇中四镇的指挥权收归陆军部。1907年 8月，陆军部奏准《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办法》，命各省加快编练。至清朝覆亡，实际共练成十四镇，又十八个混成协，又四标以及禁卫军一镇，共约十六万人。

    筹饷 　《辛丑条约》后，清政府财政收支入不敷出的状况日益严重，因此，将“筹饷”与“练兵”同作为“新政”的核心任务。内容包括:①增加税种，如增开印花税、房捐、铺捐等。各地更任意增设，名目繁多。②提高税率，如盐斤加价，茶、糖、烟、酒厘金再加三成等。各级官吏也任意增收。③将各地库存以及各项“陋规”收归清朝中央政府。④允许地方官自筹税收。

    废科举、办学堂、奖游学 　1901年9月14日，命令将各省书院中属省城者改为大学堂，属各府者改为中学堂，强调“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又颁布《重订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1905年9月2日，命令自明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结束了中国延续一千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见科举制)。12月6日，在中央政府成立学部。据当时官方记载，1910年全国学堂有两万四千六百九十六处，学生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初步建立起包括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各级，文、法、理、工、农、医、军事以及巡警各学科的近代教育体制。另外，1901年9月11日，命各省选派留学生出国，并准许自费留学，以后陆续颁布有关游学及奖励章程。这时以留日学生人数最多，1905年曾达八千人。

    改革官制、整顿吏治 　清政府为了提高中央至地方的行政效率，对原有机构进行了一些改变、裁减和合并。如1901年7月撤销原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1906年11月，命令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堂照旧；巡警部改民政部，户部改度支部，兵部改陆军部(将练兵处、太仆寺并入 )，刑部改法部，大理寺改大理院，工部、商部改并为农工商部，设邮传部，理藩院改理藩部；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1907年4月，将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巡抚。7月(六月)命各省将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增设巡警道、劝业道，留兵备处，设审判厅。

    振兴商务、奖励实业 　1904年，公布《商律》(部分)、《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并先在京师设立商会。1905年，颁布《商标注册试办章程》、《重订开矿暂行章程》、《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华商章程》、《试办银行章程》、《农会简明章程》等。1907年，设立邮传部交通银行，1908年2月公布《大清银行则例》，将原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并先后对著名工商界人士给以名位荣誉。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后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迫于国内外形势而采取的措施。因此，它不可能是一次有成效的改革。不过在当时民主革命高涨的条件下，其中一些措施在客观上对传播文化和民主革命思想，对发展工商业起了一定作用。而有些措施则激起人民反抗，扩大了清政府与汉族官僚之间的矛盾，客观上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