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场案

    清朝处理科场舞弊的案件。明代后期，政治腐败，科场舞弊现象严重。清王朝建立后，恢复科举取士，科场积弊也随之沿袭下来。为了杜绝弊端，选拔真才，清统治者不仅制定了相当完备的科场条例，而且严厉惩办那些徇私舞弊特别是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的人员。其次数之多，处理之严，打击面之广，为科举制建立以来所未有。其中发生在顺治十四年(1657)、康熙五十年(1711)和咸丰八年(1858)的科场案，又是其中三大重要案件。

    顺治十四年丁酉科顺天(今京津地区)乡试，发榜后，物议沸腾。给事中任克溥奏参，顺治帝令将疏内有名人犯拏至吏部、都察院会审。审出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樸赃证有据；吏科给事中陆贻吉与居间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及行贿中试举人田耜、邬作霖，并皆属实。七人俱著立斩，家产籍没。同案犯王树德等二十五人，从宽免死，与上述七人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尚阳堡。

    顺天乡试舞弊被揭发后不久，工科给事中阴应节就奏参江南主考官方猷弊窦多端，以联宗的缘故，取中少詹事方拱乾之子方章钺。御史上官铉又奏参江南同考官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举人程度渊情弊昭著，应详细磨勘。顺治帝见奏，将主考方猷、钱开宗和十八名同考官全部革职。令刑部派遣差役将主考、同考以及中试举人方章钺等迅速拏解来京，严行审讯。因为方猷、钱开宗被任命为江南主考时，顺治帝曾当面向他们提出过警告，要他们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决不轻恕。而刑部却以为，顺天科场案中，王树德等获得从宽处理，方猷等或可因缘倖脱，便迁延观望。在顺治帝的严旨催促下，方猷、钱开宗被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同考官十八人，除已死之卢铸鼎外，全部处绞。举人方章钺等八人，各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流徙宁古塔。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侍郎等也因“谳狱疏忽”，分别受到了处分。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乡试，九月发榜，中试者除苏州十三人外，其余多为杨州盐商子弟。其中句容县王曰俞所荐之吴泌、山阳县知县所荐之陈光奎皆文理不通之人，舆论大哗。苏州生员千余人集会玄妙观，推廪生丁尔戬为首，将财神像抬入府学，锁之于明伦堂，并争作诗词对联到处张贴。两江总督噶礼将丁尔戬等拘禁，准备按诬告问罪。主考左必蕃、江苏巡抚张伯行分别奏报。康熙帝派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以及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详审。审讯中，噶礼、张伯行发生分歧，二人互参。张伯行劾噶礼贿卖举人，包庇罪犯。噶礼亦劾张伯行挟嫌诬陷，并罗列伯行从前不职数事。康熙帝将二人解任，令张鹏翮会同漕运总督赫寿确审。张鹏翮袒护噶礼，奏称张伯行劾噶礼揽卖举人，事属全虚，令革职拟徒准赎。噶礼劾张伯行各项，俱系从前旧案，应降一级留任。康熙帝另派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前往再审，结果仍如前议。吏部议复时，也同意穆和伦等的意见。康熙帝认为，张伯行居官清廉，操守为天下第一，这样处理“是非颠倒”，令九卿、詹事、科道据实再议。后以两人俱系封疆大吏，“互相参讦，殊玷大臣之职”，以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结案。噶礼与副主考赵晋是否“朋比为奸”，不再有人提起，而经过一年多的审讯，又审出副主考赵晋与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私受贿赂，取中吴泌、程光奎的情况。除前任安徽巡抚叶儿思已经病故，陈天立畏罪自缢外，其余均按律定罪。赵晋、王曰俞、方名斩立决；吴泌、程光奎等均绞监候；主考左必蕃失于觉察，革职。

    咸丰八年戊午科顺天乡试，主考柏葰听从嘱托，撤换试卷。副主考程庭桂于入闱后，其子程炳采收受关节条子，交家人带入场内。尽管柏葰本人没有受贿，程庭桂收受条子其子也未被录取，但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了排除异己，不惜深文周纳，构成大狱，先后被斩决五人，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等数十人。大学士柏葰，不仅是清代科场案中唯一被斩处的一品大员，在科举史上死于科场案的官员中，他的职位也最高。